想要在工作时间“抓住”王超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办公室的访客络绎不绝，一个流传在公司内部的记录是，去年一年，王超丽共计接待了400多拨访客。今年2月底的一个下午，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前一天，王超丽从海南出差回来，她没有回家，而是拉着行李箱径直来到办公室，晚10点才离开。

在贵州仁怀，聚集了中国颇具规模的酒厂数十家，贵州民族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族酒业集团）是其中之一，它的总经理王超丽是一名“80后”。初入白酒这一行时，王超丽还只是一名业务员。如今说起关于那段“奋斗史”，最让她刻骨铭心的，不是有多苦，而是一颗飘在云端的心是怎样被一点点拉回地面并大步向前。求实，这构成了她日后经营企业的某种底色。

故事要从15岁那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她抱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气跑到广东，进入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在那儿，盒饭里有虫子，她挑出来，可以继续吃 ；连续上一个月夜班，倒班后她两天两夜都睡不醒。不过，那时真正在王超丽心里留下刻痕的，和对人的尊重有关。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工厂林立，粗放的管理方式也在野蛮生长。王超丽每天上班，“就跟现在过安检一样，上下班都要搜身，怕你夹带公司的物资出来。保安動不动就打人，打工人是‘不值钱’的”。

在广东，王超丽养成了两个保持至今的习惯。一个是数高楼，每经过一栋，她用眼睛去数有多少层，“没见过这么高的，所以也总是数不清楚”。站在高楼下面向上望的时候，“渺小”这个词会变得真实。她的另一个习惯是数汽车，坐在高速路旁，看一天进进出出多少辆汽车，那是迥异于自己的另一个世界。

一年的工厂生活让她的心开始向下落，变得务实了些。她回到学校，“我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16岁的王超丽告诉自己。

高中毕业后，她来到重庆，成为一家培训机构的学员，并记住了两个关键词：肯定和鼓励。“我原本是比较内向、不太爱和别人讲话的，但是慢慢地我‘打开’了，开始训练自己讲话的能力、演讲的能力，最后竟然可以当着几百人的面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