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参评第八届魯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包括二百四十余位作者在2018年到2021年间发表或出版的二百七十六个独立单篇和十本结集成册的小小说。论数量,这只占全国短篇小说新作四年总产出的一小部分。但中国作协团体会员单位或各地报刊社、出版社及网站先期征集和审慎推荐,让这一小部分作品很自然地带上了几许以点映面的全局代表性。
尤其在评奖机制的导向意义日益显著、获奖效应的激励作用持续增强的时代背景下,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奖项和区域性重要文学奖项的评选,越来越普遍地成为作家和文学出版机构倾心竭力、常年备战的季候性运动会和节令化锦标赛。由此,就像茅盾文学奖之于长篇小说,骏马奖之于民族文学,四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在其涵盖的七个门类里,也日益突出地显现着对各地作家新写的各体得意之作进行定期集结和品第擢优的功能。
自1997年鲁迅文学奖设立之初,短篇小说就属其中受社会关注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个门类。溯其近因,当与新时期十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改革开放的潮起浪涌而兴且频频引发轰动效应的一段历史有关。察其深层来由,则正与奖项援以为名的鲁迅先生久享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特别是现代短篇小说之父尊誉的广泛社会认知相契。在鲁迅毕生的著译劳作业绩中,短篇小说确是他着力最久、寄意最重、收成也最为丰沛和耀眼的体裁。鲁迅之为鲁迅,在文坛成名于短篇小说,在学界又立足于小说史研究,在译介外国文学、扶助文学青年成长和促进以文学改造国民精神方面,更是始终深耕厚植于短篇小说。
明乎此,也就难怪历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公布后,舆论反应的焦点和热点,每每会落到追问各个获奖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和哪些方面是相似或相通于鲁迅作品的问题上,并且鲁迅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最为集中的短篇小说领域的获奖文本,面对的追问又总是最细致最挑剔的。这显见出当代的小说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至少在文学接受的视野里,迄今依然处于鲁迅小说所开辟的文学空间,并且依然处于以鲁迅小说为基本参照的文体观念和文学价值体系的衡量之下。但凡知道鲁迅先生文学创作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就扎在短篇小说地界的人,都不愿意看到获得以鲁迅为名的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却跟鲁迅本人的短篇小说既不形似也不神似。
于是,在短篇小说这里,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和获奖无可推卸地扛起了为读者大众确认和见证鲁迅文学传统还活跃在当下的责任。但辨识鲁迅传统在当下文坛和当下新出文本中的存在,却决不能单单依靠文本表面形态的比较,更不能把早已凝固于某一特定生成语境的有关鲁迅作品思想内容的阐释结论,当作不移的准星或铁打的标尺来用。传统之于时代,其价值之实现,其活力之迸发,都需基于肌体的完整和脉络的畅通,而不是刻板僵滞的教条复制。
二
那么,鲁迅文学传统在小说创作这一侧面的具体表现和真切内涵到底是怎样的?以鲁迅文学奖征集参评作品的篇幅规格限度(短篇与中篇分界于二万五千字)看,鲁迅所有的小说都是短篇小说。不过,就像沈雁冰评《呐喊》所说,鲁迅的小说显示着“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开路先锋的气派。关于自己写小说的意图和态度,除了1922年底在《〈呐喊〉自序》里所作的“铁屋中的呐喊”这一隐喻式的说明,鲁迅更全面更直接的两次表述,都留在了《呐喊》问世十年之际,文坛和整个社会还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的1933年3月: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
这是鲁迅的一段名言,重申了他写《呐喊》时期所持的为人生并且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以及为此而刻意采用从病态社会中的不幸者那里选材,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立为目标的创作方法。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②
这段话不属于广为人知的鲁迅语录,虽与前引一文写于同一个月,相隔不过十几天,但对同一话题,流露的意思变得复杂了许多。创作取材中增列了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并列且前置的“上流社会的堕落”,创作形式确切明示为短篇小说。而对于自己开始写短篇小说时,之所以选择了揭出上层堕落和下层病苦进而提出问题的做法,也做了细致的解释:其内因在于反拨和绘画一样总在美化下层社会的本国小说传统,其外援则是域外小说中致力于呼号和战斗的一支,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部分小说。
更要紧的是鲁迅还表示,面对写下这些话时人民更加困苦、文坛又兴起崭新文学潮流的社会现状,他的思想认识已不同于从前,一方面,不愿再写过去那样的短篇小说了,另一方面,照新的想法去写暂时又做不到,所以觉得自己正如邯郸学步的寓言所讽喻的那样,新的步法没学好,旧的路数已忘却,所以只能要么停步不前,干脆不再写小说,要么索性不新不旧地爬行。
碍于文网密布的特殊语境,鲁迅只能点到为止的“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新的文学的潮流”“写新的不能”这几处字眼,以及“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这句话,指向的都是他参与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