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浪潮带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崭新局面，市场经济冲击着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崭新的文化浪潮。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内容上注重表现现实人生，形式上注重创新，是人们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审美享受。但是在90年代市场化经济浪潮体制的冲击下，文学创作开始转向对经济效应和市场效应的追求，因此回避现实矛盾与重大题材、追求“私人化”与“边缘化”的作品数量逐渐增多；而大众传媒和娱乐文化的兴盛也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选择①。在消费文学和娱乐文学大肆发展的背景下，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有1980年代的繁荣，人们阅读欣赏严肃的文学批评的耐心下降，“表扬式批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不良批评风气占据了上风。面对着丧失了传统批评精神的文学批评，世纪转型期，一批青年批评家凭着无所顾忌的锐气，以“保持反对精神和独立姿态”②的批评态度，不约而同地对当下文坛的某些不良现象和著名作家的“消极写作”发起冲击，他们的文章后来被结集为《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一书，成为与不良批评风气斗争的珍贵记录和历史文献。本文将梳理《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以下简称《十博士》）一书的出版概况、出版反响及对当代文坛的意义。

一、从《与魔鬼下棋》到

《十博士》

在《十博士》出版之前，文坛就已经对各种不利于文学健康发展的批评乱象感到不满。为了与风行文坛的批评乱象相抗衡，一些态度尖锐、风格严肃的批评文章逐渐在新世纪初的文坛上出现，如时代文艺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的《陽光与玫瑰花的敌人》，以及中国工人出版社于同年出版的《与魔鬼下棋》等。在《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中，徐友渔思考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应该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在物质条件变化引起精神文化变化的当下，文学环境和文学自身的价值几何③。秉承着以优秀的文学批评来帮助公众掌握评价文学作品的尺度和方法的初心，形成有利于文学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氛围，《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编选了一批文字激进、态度直接的批评文章，以求与各式不良的批评乱象拉开距离。出于类似的目的，中国工人出版社于同年3月出版了《与魔鬼下棋》一书，对世纪初备受欢迎的五位作家——池莉、王安忆、莫言、贾平凹、二月河——毫不客气地开刀，呈现出与世纪初文坛的“表扬式批评”截然相反的批评态度。

《与魔鬼下棋》出版后，在苦于不良批评之风气的文坛内部大受好评。有评论认为，《与魔鬼下棋》一书，以及彼时已经在媒体上开展的“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运动，共同表现了激烈而理性的批评精神。而这种直抵世纪初文学批评痛处的理性批评精神是一次对已经堕落的中国文坛的拯救，对作家庸俗的审美情趣和奇缺的人文精神的揭露，以及敲响在所有人耳边的警钟，于是有人激动地宣称“终于出现了鲁迅的传人，终于有人不再沉默，终于有人愤怒了”④。

《与魔鬼下棋》大受好评，仅仅过了5个月的时间，那些对批评现状不满、渴望凭借一己之力扭转风气的青年评论家们乘胜追击，在文笔犀利、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李建军的号召和推动下，将王彬彬、王兆胜、赵勇、吴俊、傅谨、肖鹰、黄发有、邵燕君、刘川鄂包括李建军自己在内的十位青年博士富有真正批评态度的评论文章集结成书，编成评论著作《十博士》，以期能与不良的评论风气抗衡。

相对于《与魔鬼下棋》，《十博士》的批评态度更加端正，目标更加明确，批评姿态更加直接。端正的批评姿态，决定了其在纠正当代文学批评不良风气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图书市场上，《十博士》共有两个印刷版本，分别是2004年8月的初版，以及2007年5月的二次印刷版本，两个版本除封面设计以及价格的不同之外，并无内容上的差别。而其中初版版本的两个不同封面，也恰恰说明了刚出版时此书的热销程度。而《十博士》在三年后的再次印刷出版足以证明，尽管面向的多是专业读者，《十博士》一书仍以其勇敢、不妥协、直言不讳的批评态度打开了属于自己的市场。这也是世纪初文坛对于不良批评风气的不满，以及对于真正批评态度的渴望的证明。

此外，在组织编辑《十博士》一书时，编者李建军所选文章大部分来自各位作者之前就已发表在各种杂志的文章。具体情况如下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十博士》编选文章的最早发表时间可以追溯至1992年，选择最多的杂志是《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这些杂志至今仍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前沿阵地。编选者在选择文章时注重以发表于新世纪前后、更能表现作者对世纪初文坛态度的文章为主，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论作入书，整本书以“拒绝随顺和盲从，拒绝服从市场的役使，拒绝依从权力的询唤”的勇敢态度，直面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某些流弊，扭转市场化和经济浪潮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并作出校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