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觉语言打通事物的外在生命与内在生命

天才画家达·芬奇曾在自己随身携帶的笔记本中写道：“当你在城里四处逛的时候，看到人们在交谈、争吵或者大笑，甚至大打出手的话，别忘了观察、记录和思考他们的行为与周围的环境。”①笔者认为，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生活观察极其重要，南翔先生就是一位执迷于日常观察，像画家一样注重视觉形象的小说家。他除了埋头书斋获得文学的滋养，还经常怀抱生活的热情进行田野调查，不断接受新的事物，获取新的审美体验。笔者多次当面采访南翔先生，陪同他田野调查，相对了解他的小说美学追求。

“象征，是用一种视觉图像或符号来表达某种思想——是对普遍真理更为深刻的记录。在艺术方面，象征的运用则成为一种解释艺术场景的视觉语言。一切自然事物的存在皆有其双重性——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②在《伯爵猫》这本短篇小说精选集里，伯爵猫、玄凤、果蝠、乌鸦、车前草等动植物无疑都运用了象征手法，构成了独特的视觉叙事。

南翔的小说注重叙事的视觉性，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这种视觉性，往往通过场景描写来呈现。他前几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老桂家的鱼》再现了渔船上生活的场景，新近的短篇小说《伯爵猫》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城市小书店的情景，两者都通过场景达成视觉叙事，从生活的表象深入内在的肌理。在《伯爵猫》中，他对都市爱情做了多方位的呈现。

爱情是小说叙事的永恒主题之一。一家城市角落不起眼的小书店，或明或暗上演着多种多样的爱情，展示着丰富多彩的爱情世界。书店老板娟姐的情人，扑朔迷离，没人可以断定他是否存在，包括作家本人。阿芳与阿元，一个在书店接受书香的熏陶，一个在夜场遭受风尘的熏染，两种极端环境增强了爱情的张力。一些书店的男女游客，在书店相遇相知，书友关系变为情侣关系后便不再光临。靠着修理灯箱与改换电路这门手艺谋生的中年男子，举手投足有种落拓不羁的都市玩主风格。如同隔着一层薄纱观赏戏剧，这些情事影影绰绰，真真假假，恰好吻合都市情场的光怪陆离。小说写作就如同作画，太写实太确凿反而损伤艺术真实与审美想象，这也是达·芬奇在画中把背景朦胧化的技术考虑。

书店关门后，娟姐将书店的灵魂“伯爵猫”送给了店员阿芳。书店倒闭，猫也送人，让人情何以堪？伯爵猫能否像“基督山伯爵”一样卷土重来？其中的挽歌性质与悲剧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旗帜鲜明的现代知识分子文人趣味

（一）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式的传神语言

小说不仅看故事，更要看语言，语言是衡量小说的重要尺度。南翔小说的语言吸收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精髓，呈现出古雅传神的面相。在小说中随便摘选几句，都饱含这种风致。“今年的冬天有点冷……阿芳从春潮鞋店出来……不到七点，天就黑尽了……”③稍微对文字敏感一些，就不难感受出其中古典白话小说的味道。从现当代文学的小说谱系以及语言上看，南翔的小说语言接近白先勇和汪曾祺。

小说的语言是作家本人审美趣味的体现。在其小说《珊瑚裸尾鼠》中，“肖家父子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只要是父亲的语录，不管中听不中听，儿子一律照单全收。但凡建言来自母亲，即使包了糖衣、裹了缎带、镶了金边，那小子也不会痛痛快快、不折不扣地执行”④。这是典型的南翔式语言，简练、自然、畅快，带着醇厚的学者书卷气。

这种语言特质在其他小说中也十分明显，比如短篇小说《乌鸦》。该小说虽然篇幅最短，却集大成，精短而现其高与深，偶得而见其魂与魄。

“少年关进来的头几天，情绪不佳，却也只会哭泣。少年哭泣是无声的，坐在木板床上，双脚收拢，两臂环抱，头有一半是埋在臂弯里的。”小说开篇即是一幅中国古典写意画，古典气韵贯穿始终。看守觉得他是倒霉蛋，“就像他每天上下班必经一段蒿草垂头的小径，有时是采一串蛇莓，有时是摘一两颗金樱子，捋去毛刺，丢进嘴里嚼出浆汁来，再扑哧一口唾得远远的。只是再后来，他得知少年所犯之事，不仅不大，且根本只是怀疑，当无法破解便拿他是问，原因是他有一对同样倒霉的父母。这样串在一起就合乎自然，如同他采摘的蛇莓，要么一串都很甜爽，要么一串都很酸涩……”⑤以路边随手采摘的一串蛇莓隐喻中国传统文化中“株连九族”的民族根性。这处譬喻让笔者想起沈从文《柏子》中的描写，水手柏子上岸去与妇人幽会，“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到后来是喘息了，松弛了，像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搁在床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