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的名篇《登鹳雀楼》幼童皆能成诵，它有雄浑阔大、咫尺千里的气象，也有合律的形式美。用《唐诗别裁集》的话说，就是“四语皆对，读去不嫌其排，骨高故也”①。从宋到清，历代诗论者好评不断，确认了这首诗在中国传统诗论体系中的位置。可是，刘慈欣《诗云》中的地外高等文明“吞食帝国”对这首诗的理解完全抛开传统诗论的范畴，新的释义可能令众多读者啼笑皆非：“恒星已在行星的山后面落下，一条叫黄河的河流向着大海的方向流去，哦，这河和海都是由那种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构成的化合物质组成，要想看得更远，就应该在建筑物上登得更高些。”②“恒星”“行星”“氧原子”“氢原子”说明，科学概念或许比诗句更能准确地把握物质的内在或属性，但这种准确同时切割了美学产生的情感冲击，从而摧毁了诗作艺术本身。艺术是科技无法彻底征服的疆土，《诗云》始终强调这个观点。比“吞食帝国”更高级的“神”级文明，能让太阳变成绿色，让阳光瞬间穿过以光年计的距离，以毁灭行星的能量造物，甚至最后写出了古往今来所有的唐诗并将之存储为“诗云”，却始终无法指认出那首“巅峰之作”。许多文学或艺术爱好者将为此深感安慰：在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诗仍有挺直腰杆的底气。

艺术的独立性绝非《诗云》的全部。神级文明技术无法指认出的那首最好的唐诗，将这种中国古典文学形式推到了聚光灯下。神级文明的代表在吟诵几首唐诗之后承认，在其所接触过众多宇宙文明的艺术中，唐诗独一无二。“用如此少的符号，在如此小巧的矩阵中涵含着如此丰富的感觉层次和含义分支，而且这种表达还要在严酷得有些变态的诗律和音韵的约束下进行，这，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③民族的已然不仅是世界的，还是宇宙的，唐诗在此刻超越了文学的民族性呈现，代表着人类文明的高度。神级文明的代表以李白的形象示人，表达对唐诗艺术的敬意和尊崇。越是富有民族性的艺术是否越能抵抗技术的收编，《诗云》并未对此作出更多的推演。同时，另一个疑问的逡巡徘徊也应该得到重视：科幻小说如何想象或叙述民族性？

一

“民族性”是这个时代毫无疑义的高频词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表述洋溢着丰富的时代气息，标示出时代发展的新方位。随着与时代对话的日渐深入，文学对“民族性”的思考与表达将涉及许多维度的关系，例如民族的与世界的、现代的与传统的、先进的与落后的、文化的与物质的、身份的与认同的，等等。这种复杂关系的生成离不开漫长的历史积淀，鸦片战争时期、五四时期、20世纪的80年代，民族性的议题不断激起文化论争。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到独立富强，民族情绪必然催促文化叙事作出相应的反应，文学就是其中的窗口之一。对中国科幻小说的民族性叙事而言，这种积累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才破土而出。

有研究指出，“科幻小说缺乏民族性、本土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大半个世纪，无论是救亡图存危机下的乌托邦/恶托邦幻想，还是以播种科学知识为己任的科普创作，无论是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创作影响，还是苏联的创作影响，除极少数的个案，如《古峡迷雾》（1960）、《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1958）等之外，我们很难在科幻小说中觅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子”④。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的不同之处是，这篇脱胎于《列子·汤问》中《偃师》篇的科幻小说直接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衔接，其民族色彩不言而喻。这种想象民族性的经验，在其后的科幻小说叙述中得到了充分呈现。可归入此序列的小说接踵摩肩，《诗云》不过是其中一例。钱莉芳的《天命》《天意》和《飞升》都以西汉初年历史为承载，张冉的《晋阳三尺雪》坐落于宋围攻晋阳灭北汉的史实之上，长铗的《昆仑》重述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历程，姜云生的《长平血》挖掘长平之战的深层含义。飞氘径直将他的一本小说集命名为《中国科幻大片》，其中的《荣光年代》与后羿射日，《一览众山小》与孔子问道，《大道朝天》与夸父逐日，《苍天在上》与杞人忧天、共工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蝴蝶效应》与汉武飞升、桃花源破灭、唐玄宗失爱等，作为当代想象的前者都是作为历史文化的后者的再造。尽管这批小说介入历史的科技方式并不相同，想象的目标与意图也各有所指，但民族传统都是想象不可或缺的母体和踏板。

女娲盘古、秦皇汉武，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甚至仅作为符号出现就能迅速地征调来大批的历史细节，营造出浓烈的民族美学氛围。长铗《昆仑》中的神山“阆风，玄圃，增城，自下而上，层峦叠嶂，珠玑镂饰，拔地而起”，西王母“身着霓裳羽衣，沐浴着五彩缤纷的花瓣与烟云从天而降。有人伸手去接那零落的花瓣，掌心里却只剩下一团斑斓的彩光”⑤。异星文明的出现并非总是伴随着冰冷的金属光泽，西王母脸上一闪而过的娇羞和星际飞行器如中式传统建筑般的恢宏，都洋溢着东方古典美学的气息。传统时常自然地与美学携手出场，科幻小说的民族想象沿袭了此类表述经验，夏笳的《百鬼夜行街》《倾城一笑》、飞氘的《蝴蝶效应》、陈楸帆的《荒潮》等科幻小说所营造的传统美学氛围令人印象深刻。夏笳的“软科幻”写作主动与严谨的科学技术逻辑保持距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表达提供了更宽广的空间。《倾城一笑》中的西安犹如一座老宅，木梁腐朽、瓦片凋零、鼠蚁肆虐、鬼狐横行，精怪彻夜歌舞唱酬、狂饮达旦，令人胆战心惊⑥。《百鬼夜行街》不满足于停留在意象罗列的浅表，在承继聊斋的美学韵味时，抓住了“机器人”和“鬼”二者间的本质相似——无论是科学技术的产物还是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的固有想象，它们都是活人的玩物。“我安静地坐在一旁，等着她把头发梳好，盘成斜月状的发髻，用一根镶有红色珊瑚珠的乌木发钗固定，然后她把头装上，还让我帮她看有没有装歪。”⑦梳头盘髻、红珠乌钗，作为机器人的宁哥儿看着聂小倩卸头梳妆的这一幕，融汇了古典鬼故事的阴冷凄美与现代机器人的身不由己。鬼和机器人的头都是装卸自如的，而如何装卸、何时装卸，却只能唯命是从。正是如此，无论古街如何繁华——“我走出门，街上亮起了无数灯火，将夏夜的星空照得黯然失色。那些鬼狐精怪从一间间破败的宅院里走出来，从砖缝、橱柜、重檐和井栏中走出来，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成群结队地信步游荡，将细而长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⑧，都无法摆脱最终被抛弃的凄凉。整合传统美学与科技元素的还有飞氘《蝴蝶效应》中的《月球》，曾写出月下怀人千古名篇的苏东坡，被置换到月亮之海上思念地球。“他喜欢独自泛舟月海。悬在头顶上的硕大地球映出清冽的辉光，两岸荒凉的怪石投下斑驳的影子，水银般的海面微波荡漾。几杯酒下肚，居士有些阑珊了，觉得自己仿佛冯虚御风，快要羽化登仙了”，此时，一条身为一副双螺旋鱼骨的大鱼跃出水面，载着他飞向故土的黄河青山⑨。坐在双螺旋鱼骨上从月球飞向黄河青山，东西与古今、意境与科技共处同一画面。陈楸帆的《荒潮》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背景是环境污染、人机融合、数字化浪潮和地方社会的家族化運行。为给罗家辟邪驱魔，落神婆身披五彩无袖裙褂、面涂红色油彩、现横眉怒目的厉鬼貌，加上参与法事的三人额心“敕”字贴膜绿光频闪⑩，顿时咒语与数据齐飞、巫术共科技一色。

作品中出现大量清晰可见的民族美学元素，是《昆仑》《百鬼夜行街》《月球》等文本的共同点。对于文学的民族性表现来说，这是必需的也是基础性的层面。这些科幻小说的民族性叙事，重点是民族文化的美感、氛围或情调，有具体的民族历史背景或传统文化典籍为支撑，“中国”或“中华民族”是不证自明的前提。究竟什么是文学叙事里的“中国”，为什么叙述“中国”，如何把握文学想象的民族性，这些问题仍然萦绕在科幻小说的民族性想象叙事上空。

二

科幻的民族性想象无法回避对“什么是中国”的文化认知。一旦脱离民族历史或传统文化主题的直接支持，“什么是中国”就不再是想当然的事情。围绕着这个简洁的提问产生了许多大部头的学术成果，而它们也没有宣告彻底终结此问题讨论的意图。即便科幻小说的民族性想象不需要搬出严谨的学术定义，但想象的把握无疑离不开普遍联系思维基础上的认知抽象。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或“中国文化”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预料。葛兆光指出，古代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历了若干次“叠加”与“凝固”，描述中国文化史的主轴就必须呈现“凝固”与“叠加”反复循环的过程。什么文化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处在“断续”之间时，“认同”的文化基础是什么？“民族”“疆域”“宗教”等问题如何影响了“中国”的面貌？“文化”和“中国”如何相互形塑？在“叠加”与“凝固”形成的“复数”形态中，葛兆光提炼出“典型的‘中国的’”文化的五个方面：一是用汉字阅读书写和用汉字思维；二是古代中国的家庭、家族、家国结构和这种在传统乡村秩序、家族伦理、家国秩序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儒家学说，以及由儒家学说基础而形成的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传统；三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四是理解和诠释宇宙的“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以及从这套学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知识、观念和技术；五是“天圆地方”宇宙论影响下形成的古代中国天下观，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世界认知模式11。当然，这五个“典型的‘中国的’文化”特征不是科幻小说民族性想象的执行标准，也不应为科幻想象对号入座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