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方书写与澳门文学风采的可能性

澳门是现存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东方城邦意义的中西文化合璧且具有相当历史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有关这座城市的“东方城邦”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确认过，更从来就没有被真正重视过。这是否是造成澳门文学写作历史性贫乏甚至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语文学概念的提出，告诉我们必须将澳门的文学书写纳入大中华文化圈的汉语写作中进行总体性的考察，于是，我们除了从明清之际的吴历、屈大均等杰出诗文领略到汉语文学的时代风采和地域魅力而外，澳门的文学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可谓乏善可陈。进入汉语新文学时期，澳门文学的书写其成就和影响力无法与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相提并论。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新南方写作理念的提出告诉我们，考察一个南方城市或一个南方地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对于激发此一地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力具有如何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新南方写作的当然对象，汉语文学对澳门的书写应该集中在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开掘方面。这就需要澳门文学书写尽可能丰满地体现南方特性、南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特性，发掘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性所包含的全部历史意义和地域风采。而要写出这样相对丰满、相对深厚的澳门历史底蕴，就必须对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历史文化性质进行清晰地确认和足够地重视，否则，仅仅将妈阁当作一座赌城，是无法写出真正的澳门风采的。

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你会发现围绕着澳门这个城市的文学写作在历史上曾经显得那么贫乏，澳门文学的文化资源显得极其单薄，好像除了赌博其他什么都没有。其实，澳门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城市，具有东方人相当陌生的城邦文化特性。理解这样的特性才能真正将澳门书写深入辖区，并且能体现出汉语文学南方书写的重要特性。

从南方书写的特征性记忆中可以发现，澳门文学作为东方城邦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不仅相当丰富，而且极有价值。澳门文学的个案充分显示出这样的文化原理：文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自身，它还必须充任社会的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比起其他文献或档案，文学记忆是最丰富、最生动甚至也是最可靠的内容，因为它既然可以贯通官方与民间，又能够以最为具体生动的事象与情态、情感状态的鲜活，为历史记忆保鲜，具有一般历史文献所无法保存的心理情感内涵及现场感。对于澳门这样一个罕见的东方城邦社会文化的标本而言，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东方城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消减了古代西方城邦的政治含义，而代之以文化生活和文学生态的活跃。因此，澳门这样的城邦文化需要历史记忆的整理，而历史记忆固然要依仗历史文献和档案数据以及各种博物藏品，但更主要也更有特色的则是它的文学历史和文学形态。澳门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总体艺术水平不高，但文学历史和文学形态的如此价值，在整个汉语文学的历史架构和板块框架中不容忽视。

一般的文学理论都会片面强调文学写作的“微观视角”，细节描写意味着生动而富有特色。这样的理论比较符合具有习惯性宏观视野的大地块文学，比较能够救正过于宏观的叙事对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生动性采取忽略态度的通常缺陷。但对于澳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相当微观的南方城市而言，太多地强调其微观细节，往往会让读书界对其采取普遍的忽略态度。于是，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一提起澳门就联想到赌博，一涉及澳门人就关注土生心态，这样的细节化、微观化的处理并不能体现澳门叙事作为南方叙事的特质和风采。这时候，澳门这个地理逼仄、历史特别、人口稀少的城市，要想能够在南方书写和汉语文学书写中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必须“宏观地”展现足以表现中国经验和中国历史文化心态的内容，这样才可能体现澳门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特性与时代魅力。

明末清初伟大的文学家屈大均，写了数首影响深远的《澳门》诗。他的诗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从国家、民族的命运感描写澳门及反思澳门的历史，从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意义上把握澳门的文化脉息，因此，他笔下的澳门是中华命脉的一个环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隘，在汉语文学世界就具有一种时代性的意义。他的《澳门》之一这样表现澳门的“雄关”：“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所描写所思考的是守卫疆土，外据洋戎的重大国防问题，以凸显澳门作为雄伟舶口的重要性。他的另一首《澳门》这样描写澳门与大中华的历史忧患：“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人惟真白氎，/国是大红毛。/来往风帆便，/如山踔海涛。”他看到的是“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从外国人侵占我国土经商的事实，忧郁地联想到这种事件的历史影响，很可能牵连到我国守疆将士千年难熄的战事。这是一种历史的巨大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将澳门与大中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而体现出丰富的中国经验，体现出深刻的民族关怀，具有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值得长期关注的价值和意义。

二、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整体观

在文学书写方面，必须习惯于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审视澳门，这样才可能在中国经验、南方书写和时代叙事的角度把握宏观的澳门。而这种对澳门进行宏观把握的重要历史文化节点，就是对澳门进行东方城邦的整體考察。

城邦从空域概念而言乃是指一个中心城市及其所控制的有限区域，即使不是拥有主权的国家，也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样的政治实体同时又是一个鲜明的文化区域。在这样的认识上，历史和社会文化学者一般将香港和澳门同德国的柏林、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以及英国的直布罗陀同视为主权国家内部的城邦政体。其实，澳门比起这些城邦区域来其城邦特性更加明显，特别是它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意义同时又具有相对完整的文化实体意义，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近代和现代城邦的价值体现。

当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历史上的城邦概念来完成澳门的全部内涵，但将其赋有的东方特色与西方历史上城邦社会的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应能通向更为准确的学术把握乃至日常表述。对于澳门而言，政治称谓一直模糊，直至澳门特区政府成立，“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定位才得以明确，而关于它的社会地理定位也同样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历史上曾有“澳门乡”之称，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它称为“城市”，虽然如果径直称作“澳门市”似乎又显得不伦不类。“澳门街”的称呼倒是耳熟能详，但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称谓，从来不能承担全澳门的总称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