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写作”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
作者 陈培浩
发表于 2023年3月

2018年,当我用“新南方写作”描述陈崇正的写作时;当陈崇正、林森、朱山坡在鲁迅文学院讨论这一概念时;当我多次通过电话和王威廉、曾念长、卢一萍等朋友讨论这一概念时,我们更多在照亮中国当代文学的“南方以南”这一层次上思考。随着《南方文坛》《广州文艺》《青年作家》等刊物的介入,“新南方写作”在杨庆祥、王德威、张燕玲等论者那里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无疑,“新南方写作”是一个概念,各自表述。概念的张力空间,论者多元的问题意识,都隐于其间。诸多“新南方写作”论述,以下三种问题意识最有代表性:一、辨认和勾勒出区别于传统江南的岭南或南方写作的异质和新质,为当代汉语写作召唤新的审美可能性。循此,方言性、边地性、科幻性、魔幻性和异质性经常被强调,这是张燕玲等论者的问题意识。二、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反思文学的地理政治学。“南方是一种关系,是一种自我定位的自觉或想象”“南方写作不应被简单定位为广东沿海、福建、广西、海南岛或大湾区的文学写作”,“南方应该是一种不断的移动,不断尝试去突破的某一种力道或一种想象的可能”①。这是倡导“新南洋写作”的王德威教授的问题意识。三、“超越了单一性民族国家的限制,在不同的民族和区域间进行语言的旅行、流通和增殖”②。这是评论家杨庆祥的问题意识,这种思路关心的主要不是谁代表了“新南方写作”,“新南方写作”的审美特征又是什么,而是“新南方写作”作为一个动力装置能为汉语文学提供什么。

作家只是写作,未必意识到自己究竟是北方写作还是西部写作,是南方写作还是新南方写作。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概念和命名都是徒劳或游戏。事实上,创立概念和批评命名就是看见世界的过程,为世界竖立界碑、规划路径,使混沌清晰,使未知可知。好的概念不仅描述,还创造;好的概念并非凝固,而是旅行。“新南方写作”正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它并未就此被锚定,它仍将继续其理论旅行。在谈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我说要注意概念的生产性和意义增量,对“新南方写作”也适用。每个论者都应首先自问,当你讨论“新南方写作”时,你究竟想讨论什么?假如并无崭新的问题意识,新瓶装旧酒,不仅乏善可陈,且可能模糊了这一概念所可能有的理论锐度和潜力。本文拟从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角度,进一步激发“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延异,以面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歧难。

今天,语言的腐朽与再生已经成为“新南方写作”者不容回避的问题。

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的人文学科有一个语言学转向的过程,将一切问题当作语言学问题来理解也受到质疑,因为在语言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在运行。但我们又必须承认,世界的运行,至少在人文社科或所谓的上层建筑领域,现实必须浸泡在语言中。特别是对于作家,其工作直接地在语言内部展开。因此,作家不能不直面语言内部的问题,甚至危机。

我们不能在狭义的语言学上讨论语言,所以不能仅在修辞学层面讨论写作语言。德勒兹发问:“今天有多少人生活在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当中呢?或不再甚或尚未了解自己的语言,而对他们被迫为之服务的多数语言一知半解呢?”③这里的“少数”和“多数”不仅是一个族裔问题,而广泛存在于各个权力不平衡的维度。活在语言中,却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这就是“少数”者的命运,这是为何斯皮瓦克觉得庶民不能说话。不是没有发声器官,而是在他者的语言中,无法说出自己的感受。这里的“庶民”可以替换为“女性”“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等。写作必须怀着建构共同体语言的渴望,但共同体语言不是现成的强势语言,写作必须为无限的“少数”发明语言,才能使真正的共同体语言生效。这就是德勒兹所谓必须“从内部进行多数语言的少数实践”④。

写作还必须面对公共语言的微观死亡。一种语言还存在着,但它已经从个体及群体感受性中剥落,此时语言不但不能“说出”,反而成了新经验出场的障碍,这就是公共语言的微观死亡。語言的诞生和死亡是一体两面。当语言有效地指涉感觉,无数细小的感觉找到自身的表述,语言的微观诞生也使其作为一个总体建立起来。维特根斯坦曾以“疼”这个词为例讨论语词如何指涉感觉。“孩子受了伤哭起来;这时大人对他说话,教给他呼叫,后来又教给他句子。”⑤这正是人进入语言的瞬间,人不能不活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去发声。从社会性看,发明语言就是“发明一种设施”⑥。因此,语言的危机来自于当“疼”的语言设施被拆除,当新“疼”痛经验进入感觉,却缺乏相应的语言来讲述,感觉和经验被压抑在语言结构的阴暗角落,此时语言就面临它的微观死亡,而写作正是在抵抗语言的微观之死中获得尊严。语言是通过一次次微观诞生而形成的,语言诞生于对感觉的命名和照亮中,语言堕落于从具体性的剥落。好的写作产生于语言和现实的断裂地带。在那里,一种炸裂的现实找不到相应的语言,写作负责召唤出这种语言。如果说语言是对死亡的抵抗,那此时,写作抵抗了语言的堕落。

福柯曾引用布朗肖“写作是为了永生”⑦。写作的“永生”就是在语言的坏死处重新搭建语言通往感觉的桥梁。对于福柯来说,写作是通过语言抵抗死亡,开启无限:“不幸无边无际,诸神无所不能,而语言于此肇始;但死亡之界限在语言面前,甚或语言之内,开启了一个无限的空间。面临死亡,语言喷薄而出,但它是从头再来的语言,它讲自己,讲故事的故事,并发现这样的阐释可能永无终止。朝着死亡进发,语言背对自己;它所遭遇的好似镜子:要制止这意图,制止自己的死亡,它只能拥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在多重镜子的无限游戏中生出自己的形象。从镜子的深处——正是在这里,它启程重新到达了它的出发点,但这样做最终是为了摆脱死亡——另一种语言听到了——真实语言的形象,但是以微缩、内在、虚拟的模式被听到。

本文刊登于《南方文坛》202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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