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方杂处、华洋交汇的城市空间，决定了它的故事总是常说常新，政治的、經济的、社会的、民生的、历史的、现实的乃至科幻的故事无所不有。在周蕾看来，我们以往对两类香港故事耳熟能详。一类故事述说香港人的抗暴反殖历史，努力彰显民族主义或国族论述的正义，无论地理或政治体制上如何区隔，都不足以割断与内地的血脉联系；另一类故事则聚焦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讲述小渔村变成大都会的传奇，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殖民的本质。这两类故事各有侧重，前者讲政治，后者说经济，其实都承接了国家主义训导下的表述逻辑，力图将香港故事收编到更大的话语体系之中。对于从香港走出、又长期执教于美国的周蕾来说，她感到遗憾的是香港人自己的故事往往是被遮蔽的，诸多故事中没有多少是本土香港人讲述的香港故事。香港处在夹缝之间，不断地被不同的主体所掏空或赋形。因此，香港或香港文学应当学会从小处入手，从边缘发力，比如关锦鹏的电影或梁秉钧的诗歌①。当然，还有钟晓阳、西西、黄碧云、董启章等人的小说，大概也可以放到周蕾的论述脉络中加以考察。

在本土香港人讲述的故事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长居香港的非本土香港人讲述的故事。这些非本土香港人是否也有可能从小处入手、从边缘发力开辟新的空间，说出香港更为幽微细腻的面向？这些“半路出家”的新香港人，是不是可以讲出另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葛亮的长篇新作《燕食记》或许作出了有效的回应。葛亮出身于南京世家，大学毕业后赴港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尔后又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一晃二十余年，葛亮已经成为地道的新香港人。这种既深入又疏离的“外省人”身份，使他的创作另辟蹊径，别有怀抱。他的故事从香港的日常生活出发，既有别于走马观花、流连繁华胜景的游客，也区别于浸淫其间对生活日常见怪不怪的本地人。他从五光十色的万丈高楼中观察万家烟火，也从简单重复的日常故事里体验历史传奇，从而形成了自己观察香港、书写香港的独特视角。《燕食记》观察和书写的入口是饮食和口腹之欲。民以食为天，国人对“吃”的用心由来已久，尤其是粤港地区各种美食点心食不厌精，饮茶文化几成日常。葛亮在此耳濡目染，从“匠传系列”一路走来，终于走到庖厨，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忽而走出一个少年，以肉身与精神的成长为经，技艺与见识的丰盛为续。生命通经断纬，编制南粤大地的锦绣，为铺陈一席盛宴”②。显然，对于一个要融入在地的“外省人”，似乎没有什么比理解衣食住行的变动，更容易把握历史的根脉细节，写出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了。在这里，“吃”已经不只是日常生活的简单需求，更包含了广大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的投射。

一、“食”的物性

中国现代作家对“吃”一直情有独钟，从周作人、梁实秋到林语堂，无数的作家借着制造饮食的“差异空间”，抒发怀乡念旧的情绪，也点明了世事的移易所造成的人情或人间秩序的破坏。当代作家汪曾祺、陆文夫、莫言、王安忆等，更是赋予“吃”以更为丰富的意涵，通过“吃”写出了人心人性与历史文化。“一把刀，千个字”，“食”背后的文章，真是千言万语，诉说不尽③。对于葛亮来说，其生也晚，生活的经历未必有如前辈那般波折跌宕，但是，葛亮悉心投身案头与田野的空间，从中汲取灵感来建造自己的饮食世界。他的小说考证想象，出虚入实，看似轻松的“食”故事，却俨然有了“大河小说”的品质。故事从清末的叶凤池一路写到当下，中间贯穿起荣贻生、陈五举两位厨神的曲折身世。这百余年的跨度，恰好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变，从启蒙、革命到改革、复兴的一段历史。种种历史的动荡和变革在小说中清晰可辨，从戊戌变法到共和肇造，以至抗日军兴、香港回归。食物的主线配合历史的副线，一明一暗，互为依附，葛亮的用心跃然纸上。诚如葛亮自己所说，“《燕食记》是一部以‘食’为题的小说，其意便在这穿透：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穿透岭南漫袤的近现代史；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历程，穿透地缘、人心世相的变迁”④。

从“吃”的享受和回味，转到“吃”所关联的美食制作过程，是葛亮和前辈作家有所不同的地方。葛亮花费许多笔墨在食物本身的制作上，对食材准备和制作过程的深描，使得小说中的一些段落几乎成为美食制作的指引，很容易让人想起袁枚《随园食单》这样的作品。小说每一章起首所引用的《十二石山斋丛录》《广东新语》《薄薄酒》《南方草木状》《食宪鸿秘》等文献，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出葛亮对食物的关切，除了它悠远的历史指涉，更有关于“物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思考。葛亮花费很大的工夫，搜罗饮食文献，使小说不仅成为一种思想的方式，更是生活的方式。比起前辈作者，葛亮当然多出一份盈澈，不再面对严峻的现实作出直接感时忧国的反馈。他以舒缓抒情的方式，娓娓讲述食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小说人物的生活遭际与情感故事，一方面解构了“吃”的道德负重或政治抱负，回归它的日常性和凡俗性，另一方面也借此叩问从具体的日常微物中反思物我关系的可能性。

体物缘情、托物言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抒情方式。借由物的中介，抽象的人情和品性得以外化。“意象”者无他，情志和思想的形象而已。对于王国维来讲，种种意象不外乎“以我观物”或“以物观物”，主观或客观的确立，依据的是观察者位置或视点的变化。但是，王国维唯独没有阐发“以物观我”的可能。这些原本客观静止的事物，如何成为一种观察的机制，甚至发动一种所谓的“物力”（thing power）来改造主体，是当下“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论述的重心。以比尔·布朗（Bill Brown）为代表的新物质主义者认为，世间万物皆由“物”的形式构成，人我与物我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可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自我中心的心态日益膨胀，一般的事物都沦为客体，长此以往，使我们对“物”或“物性”熟视无睹，予取予求。可历史的微妙处就在于，一旦这些事物从日常的轨道上脱离，不再为我们工作，诸如汽车抛锚、门窗破裂、食物腐败，我们又突然获得机会认识事物的本性，即物性（thingness）。当这些事物摆脱了它们的工具属性，与社会建构拉开距离时，“石头开始成为石头”。特别重要的是，“布朗‘物性’批评的任务不再是去探讨威廉姆斯笔下的红色手推车的象征或隐喻，而是利用‘物性’这一概念来建构新的物人关系，阐释‘物性’如何影响自我身份的形成和参与主体身份建构”⑤。对于食物而言，所谓不食周粟，惧怕的恰是物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更易。

借着新物质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说《燕食记》的意义正在于彰显“食”的物性，重新开放了一种物我关系，而不是在隐喻或象征的层次接续前辈作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