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

在《有生》后记里，胡学文表示自己长期以来都想写一部家族百年的长篇小说，对此痴梦，断难割舍。他做到了。《有生》以皇皇五十六万字篇幅，写出的其实何止是家族百年，那更是乡土百年。如不少论者早已指出的那样，《有生》堪称是一部中国北方乡村的百科全书①。

为此，小说在一半左右的篇幅里安排乔大梅充任叙述者。乔大梅是20世纪的同龄人，她生于1900年8月。在她出生那天，她的父亲刚刚从一场小规模的饥民暴动中死里逃生。四年之后，这位乡村锢炉匠因官司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携家带口游荡在村落之间，然后在1910年的中原大旱中不得不离开豫东老家，往单县投亲。途中，他的妻子亦即乔大梅的母亲死于难产，只剩下相依为命的父女二人。他们在单县只待了两年便北上京城，因为父亲奢望把乔大梅送进宫廷做锔匠。然而，这已经是1912年，清朝结束了。两人在已近京城的高碑店才得知历史和他们开了这样大一个玩笑，机缘巧合之下他们继续北上，在张家口附近的宋庄落下脚来。在这里，乔大梅将垦荒、定居、出嫁、接生，度过此后近乎无尽的岁月，而我们也将和她一起目睹父亲死于土匪之手，跟随她穿越在战乱、瘟疫、饥荒层出不穷的察哈尔特区为汉族人、蒙古族人甚至日本侵略者接生，陪伴她经历百余年的岁月沧桑。

这是一部刻意将个人、家族、村庄嵌入百年中国历史的小说，显然，今时今日以这样的方式创作长篇小说不无风险。正如胡学文自己业已意识到的，同类书写实在太多了，使这一结构几成俗套②。有此自觉仍决意如此，当然不是因为颟顸，《有生》较之别作确有其独特之处。它诚然也铺展开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但并未像其他类似小说一样，让宏大历史明确而横暴地参与乡村生活。1900年理应出现的义和团拳民，被写成面目模糊的暴动饥民，而如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军阀混战、民国统一、解放战争等，都似乎因为宋庄这爿荒村过于偏远和闭塞，更像是遥远南方或城市里的一点回音。甚至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和“十年浩劫”，尽管必然对宋庄产生影响，胡学文亦努力不将这影响写得过分戏剧化，而使之润而无声地渗进宋庄的日常生活。有别于《红旗谱》以阶级斗争重构乡村结构，《白鹿原》用传统文化再造乡土伦理，亦有别于新历史小说以性、欲望、权力进行的颠覆性书写，在《有生》当中，大历史甚至未曾呈现出它明确的逻辑轮廓。胡学文的野心似乎并不在于“百年”，他没有重新建构历史叙述和历史逻辑的诉求，中国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百年进程在他笔下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背景，就如几千年来一直笼罩着乡村的灰蓝天空一样。《有生》中的历史其实是高度抽象化的，因其抽象，所以混沌，宋庄反而被更加醒目地凸显出来。这大概才是胡学文的鹄的所在：他想要书写的不是具体哪个时代的村庄，而是村庄本身，是无論历史戏台上走马灯般上演过多少兴亡更替，都亘古不变地卧在历史天空下的乡土中国。这样一个宋庄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型意味和寓言色彩，在此意义上，《有生》当然可以说是对乡土的一种终极书写。

但是寓言之清晰和现代长篇小说的复杂性之间多少存在着一些矛盾。或许正因为此，胡学文要那么精细地讲述乔大梅平淡而具有典型意义的生命历程，并张开了他的“伞状结构”：在乔大梅之外，《有生》选择如花、毛根、罗包、杨一凡和喜鹊五人为核心人物，讲述与他们有关的故事，穿插在乔大梅的自叙当中。这五个人里，有嗜花成痴的农妇，有生不逢时的猎手，有勤恳厚道的手艺人和买卖人，有恪尽职守的基层干部，也有心比天高的外出务工人员；他们是外柔内刚的寡妇，是外冷内热的鳏夫，是情有可原的陈世美，是莫名失足的负心人，也是命比纸薄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他们虽都由乔大梅接生，却性格、禀赋各异，正因为此，倒是共同拼成了一幅斑驳丰富的乡村图景。何况还不止于他们：他们的父母、子女、丈夫、妻子、情人、仇敌、兄弟、邻居，乃至于他们的妯娌和大伯子、同事和陌路人……这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构成宋庄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织出一张完整的乡土社会结构网络。胡学文本人将乔大梅和另外五个核心人物的关系称为“伞柄和伞布”的关系③，而更多论者则认为是“伞柄和伞骨”④，其实各有道理。如花等五人诚然是伞骨，但由这五根伞骨绷起来的是紧致结实而五彩斑斓的伞布，共同成就了《有生》浑然一体的叙事框架。

但即便如此，或许仍是不够，无论多么铺张的大网，总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这五个人物，不管怎样具有代表性，总不可能穷尽宋庄的一切。胡学文因此采用了一种冒险的叙述手法。和很多在长篇小说里穿插短篇叙事的作品不同，《有生》中这五个核心人物，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讲出了完整的故事。在小说结束时，他们最核心的疑惑，最焦虑的症结，统统没有得到解决：如花将如何与钱宝生活下去？她会真的原谅毛根吗？被毛根射死的那只乌鸦确是她的钱玉吗？毛根和宋慧会成为相好吗？毛小根的怪病要怎么解决？在墓旁造屋守护着亡妻的毛根会同意将这坟地转让出去吗？罗包和麦香有没有离成婚？麦香究竟要用什么极端手段向罗包和安敏复仇？杨小凡一直耿耿于怀的养蜂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死了没有？那个不断给他发神秘短信的人又是谁呢？喜鹊要牺牲身体与声誉给黄板的致命一击真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吗？若她得知当初玷污了自己的正是多年魂牵梦萦的乔石头，会作何感想？乔石头会不会死在喜鹊手里？如果乔石头当真死掉，那么他念兹在兹的伟业，那宋庄发展的美好蓝图，又该如何收场呢？……如果小说里只有一两根线头莫名断掉，那或是力不能逮的叙述瑕疵；但这样多的疑问层出不穷，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素以擅讲故事著称的胡学文为什么执意要在《有生》里留下大面积的叙事空缺？我想那和他将宋庄以外的大历史推远的理由如出一辙，不是为了割裂故事，而恰是为了让故事无远弗届。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是封闭的，无论如何丰富，终归有其边界。但如前所述，胡学文的目的根本不在于讲述具体的故事，而是塑造一个原型意义的村庄。在这样的村庄里，故事不过是供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舞台，故事的结局与核心，因此都没那么重要。李浩将《有生》视为一种“体验”式写作，肯定它“充分尊重迁就生活的多向和多意，让其中的每个主人公都成为自我行为和思想的主体，每个主体都只听从他的心灵之声而不是作家预想的、主题的意志”⑤。吴义勤亦认为：“作家（胡学文）并不为了表达自己的认知去支配人物，借助戏剧化手段去剪裁生活、设置情节。”⑥他们无异于暗示，胡学文拒绝刻意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甚至让这部小说所抵达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作者本人。于是，借由这样的叙事手段，胡学文真正让他的乡土书写成为一种终极书写，因为它无边无际，向着无限敞开。

二、终

但是，何以如此呢？是什么让胡学文怀着这样蓬勃的野心，甚至不惜在叙事上屡屡犯险，违背常规？执意如此的决心是否也因为某种情非得已的无奈？而如果历史漫漶了方向，故事失去了结尾，是否也有一种可能，是宋庄的历史已然终结，而故事的逻辑本就无从建立？众所周知的是，伴随现代性不断推进，尤其是城市化日益加速以来，乡土世界早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乡村当然还在，而且变得更新、更好、更现代，却绝不会再是过去那样的乡村。那么，胡学文所熟悉的宋庄，那个中国北方的典型农村，是否还在？

事实上，尽管《有生》当中的大历史已足够模糊，但是从乔大梅到如花等人，面貌之差异、性情之变换仍相当明显。乔大梅的一生不可谓不坎坷，她三次嫁人，九次生育，反复面对中国历史的苦难时刻——也无一例外是中国农民最艰难的关头——但她却始终表现出足够的坚韧与清醒。她的精神是健康而厚实的，情感是敏锐而爽利的，无论对大旺还是白礼成，甚至那个身份可疑的于宝山，乔大梅都表现出足够强大的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