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上海的纸更贵，尤其是2022年4月《千里江山图》出版以来。

一边是“千里江山图”，南北山水壮阔雄浑，构图横收“三远”而破时空局限，敢将此画作冠作标题，想必小说也具有相当气势。一边是“孙甘露”，20世纪80年代击水于先锋文学的激流之中，以“绝对化的先锋精神以及贯穿于这种绝对中的文学赤诚”①始终进行着实验探索。时隔多年，孙甘露携二十四万字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返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然而，当已熟悉孙甘露的读者们翻开《千里江山图》，不免感到意外。《千里江山图》的叙事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工总部的瓦解与破坏，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临时中央拟将有关领导、人员及物资资源由上海转移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为确保撤离成功，中央决定重建绝密交通线。从上海绕道到瑞金，三千多公里，故有“千里江山图计划”之称。小说中以陈千里为首的临时小组，实为诸多行动小组中的一个。且不论具体情节，谍战、智勇相搏、青年革命理想……这与孙甘露往日的创作题材截然不同。在既有的关于《千里江山图》的评论中，批评家大多提及孙甘露本次创作的转向。从毛尖的“懵”，潘凯雄的“好奇”，阎晶明的“兴奋”，王春林的“咋舌”到张新颖的“意外”乃至“所以《千里江山图》，也不是孙甘露第一次让人意外。而常常让人意外的人，他自己未必是意外的”，并由此指出孙甘露的不同外化形式下具有内在统一性。

小说家化其身为显微镜，镜中流淌而过的只是视角所及的图像，那么关于梦境的神游或是重大革命历史的探究，此间的主题差异实则并不值得惊讶。而从“显微”的角度切入，《千里江山图》究竟呈现了什么，如何呈现，这是需分析觀察之处。小说家又是怎样精巧地藏身文本中，注视着容纳他所有热望的城市，感慨着城市故人们的信仰，这是需感受之处。

一、多重身份的“游荡者”，或诗人

自1984年在《三月》发表《情感化石》以来，孙甘露已以各种身份于众人面前登场过。一个热衷于先锋实验的探索者，踮脚走在通往混沌未来的钢丝上，他的耐心与技巧由同行者的离场而愈发显露。当潮流消退，钢丝隐形，他所做的几乎是腾云驾雾。一个具有敏锐艺术嗅觉的邮递员，弹钢琴、唱歌剧，骑自行车在上海的街巷之间漫游。另一些时刻，在邮局的折叠椅上，他读书。一个文学策展人，成功举办了每一年的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又建立起面向公众的“思南”文学品牌。偶尔摇身一变，登上T台走秀——这不奇怪，孙甘露的海派风度广受称道，见过的人都可以为之背书。

当然，上述多种身份，不过是基于人物行为而简单抽象出的标签，想要借此复合出一个“孙甘露”无疑是投机取巧的。我本科专业并非中文，加之年少时读书多少带点叛逆，想避开思潮读一些冷门之作，难免错过了孙甘露名噪一时的实验文本。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孙甘露的认识也只是这些光鲜而扁平的贴纸而已。

真正对孙甘露产生印象，还是近几年的事。机缘巧合，源自一位稍长于我的文学前辈。该前辈工作后定居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新来客，他的语言、习惯、行事风格、生活方式更多仍依循于其在乡镇时期所形成的模式。但没有一个罗马的定居者不想成为罗马人，既来此地，个体尽其所能“都市化”不仅仅是一种雄心，也是必须完成的转型。据前辈说，关于如何成为一个都市人的课题，他几乎都是从孙甘露身上学到的。从穿着、谈吐到每一次重要场合的应变方法，在他看来，孙甘露堪称都市参照系中的一个完美范本。在这段叙述中，使我动容的并非“完美”所焕发的一种由于虚幻投影而产生的丰赡性，不是那些虚渺之物；而是那质朴的：一个人对另一个的人照亮，一个新来者在最初惴惴不安的时刻，因主人的温厚、慷慨所受过的庇护，而这些光照甚至可能发生在二者都无意识的情形下。

及至《千里江山图》问世，我已读了大量孙甘露的作品。假如非要修剪冗枝般裁去孙甘露的其余身份，只留一种，我最愿意留下的是“诗人”。时至今日，论述孙甘露语言的诗化倾向早已成为陈词滥调。仍然构成问题的是，当一个人被称为“诗人”时，可能指向的是何种文学品质。

在《我爱我不了解的事物》一篇里，孙甘露谈到自己早期对晦涩事物的爱好，追溯至其青少年时期的阅读谱系，“我最早接触到康德的一本有关宇宙起源的著作……，就使我陷入了（注定的）感知而非分析理解的‘歧途’”②。小径分叉，“感知”与“分析理解”各通一路，前者通过感官存储尚未被透析的信息网络，整体空间内的事物抛开独立的意义，借助感官载体得以漫无秩序地流动，相互渗透、关联，呈现出暧昧的样态；后者追求清晰与确定，事物如被安置于一栋建筑之中，承担其所在位置对应的秩序。每一步信息的搭建，都指向单一方向的高处胜于辐射方向的广阔处。诗人往往流连于前一阵营。当他们使用语言编制一件作品时，除了用词精准，也多留下感觉的余裕。孙甘露用于《千里江山图》的语言较之过去有明显变化，而熠动于语言中心的火苗，始终是感觉的余裕。

以老方行将牺牲前的一段为例，当时老方的剃头店已暴露，嘱咐怀着一腔革命热情的儿子小方带陈千里逃跑：

……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方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的一群鸽子从屋顶蹿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③

晒台是上海老弄堂派生出的一个建筑单元，因生活空间过于紧凑，为满足洗晒需求而由居民自行搭造的露台。一栋楼通常共用一个晒台，各家堆放杂物，适于隐蔽。危急存亡之际，两人凭生存本能爬上晒台，小方却似乎变了心意。“两枪”“一阵乱枪声”传上来，俨然是对小方作出最终决定的催促。继而“安静下来”，映衬之下无望而决绝。接着，孙甘露写到“一群鸽子从屋顶蹿上半空”。鸽子依惯例是和平、友谊、圣洁的象征，此时以惊慌的形态匆匆逃离，在感觉上产生反差的张力。与此同时，这种艺术感觉之外，鸽子飞离屋顶也是上海弄堂常见的一幕，与小说置身的日常生活感觉相协调。

狄德罗在《论画断想》中对表达与感觉之间神秘的落差地带作过陈述，“人把他感觉到而无法表达的东西看作他的秘密”④。这种“秘密”观念的转化相当幽微，却一语道破了我读孙甘露小说常感其语言带有天然悬疑色彩的原因。即使在他先锋派时期创作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忆秦娥》等小说里，同样有悬疑的力量引领人潜向文本深处。以谍战为主题的《千里江山图》，则更贴合地适配了这种诗化的语言质地。

至于将孙甘露视为诗人最关键的原因，显然出于私心——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歌。孙甘露的诗歌不似其小说作品光怪陆离，甚至鲜少摇曳。他多以回望式的疏离姿态藏匿于语言之中，读来使人平静。《千里江山图》写凌汶与易君年初见，在一家书店里，凌汶拿起柔石的小说《二月》。正仔细思量封面上木刻图案的含义，尚未正式相识的易君年忽然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