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摆在我的桌前，仿佛是与老朋友久别重逢，难掩心中的惊喜。翻开书页，还是我所熟悉的那种平实、风趣、特别会讲故事的口吻。这让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刚刚起步的新时期文学迎来了一个云蒸龙变、豪杰并起的火热时代，人们不问出身，只看你有没有本领。还在工厂里当工人的水运宪无名无籍，却有胆量将他的小说处女作《祸起萧墙》直接投寄给《收获》杂志。《收获》从主编到编辑全无门户之见，只认稿件质量，马上决定采用。《祸起萧墙》在1981年第1期《收获》上以头条的位置隆重推出，仿佛一个重磅炸弹一下掀起了不小的冲击波，小说也在当年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段轶事让人心生感慨。我甚至以为当年幸亏水运宪是名工人，他那投稿的胆量，就是来自敢想敢干的工人性格。
《祸起萧墙》那篇小说的成功，也因为它完全来自现实生活。水运宪当时从事机械电气行业，他所写的便是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所思。而过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写《戴花》，仍然起用的是当年他在工厂生活的体验和记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体验和记忆是当年的便将他的“所思”停顿在那一刻，他是一位热切关注着现实的作家，他的思想始终挂靠在急速前行的时代列车上，因此，这部反映当年工厂生活的《戴花》融入了作者对现实的思考，也在应答当下文学的问题。
《戴花》将我们带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一个电机制造厂，这是一家设在洞庭湖南畔的国有企业，我们的目光也跟随着小说中一群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十多位工业学院的大学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毕业分配。那时候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够去到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厂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了。
小说主人公之一杨哲民便是其中的一位大学生，作者以杨哲民为视角，带我们走进了电机制造厂。他们拜师于工人师傅，由此融入工人生活之中。虽然小说只是写了他们来工厂后两三年的故事，但这两三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有的已经成为工人中的一员，有的发挥了知识的专长，有的成为干部，也有的葬送了生命。
小说讲述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人故事，当年的工厂气氛和工人的做派，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毫无疑问会有十足的陌生感和隔阂感。水运宪忠实于历史，他在小说的开头便将那个特殊时代的背景交代得非常充分。小说是从十余位大学生分配到电机制造厂写起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难掩心中的喜悦，到达工厂后就聚在厂外的餐馆喝酒庆贺。但第二天大学生们正式进入厂区时，迎接他们的便是一条写着“知识青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横幅，直接给他们“降温”。工厂人事科长更是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感受到了工厂纪律的严厉和政治的严肃。小说的这一开头非常清晰地交代了历史的政治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们才具有最优越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处在被改造的低谷里头，必须靠拢工人阶级才有前途。大学生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忐忑去认识工厂和工人的。小说开头的故事让大学生们经历了一场乐极生悲的过山车，非常生动地交代了当时的环境背景。
按以往的思路，接下来大概率水运宪就该要写大学生们是如何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了。这似乎将是一部揭露那段历史中极左政治的作品。也许放在四十多年前的场景下，水运宪还真会这样去写，就像他写《祸起萧墙》一样，那时他的一颗年轻火热的心紧紧围绕着社会思潮而跳荡，有一种忧国忧民的胸襟。其实直到今天，他仍然保持着这样一种现实情怀，只不过他关注的重点有所变化。如果说他写《祸起萧墙》时最关注的是牵动着社会神经的事件，那么现在他更关注的是卷入这些事件的人。《戴花》写的就是人。
《戴花》为中国工人雕塑了一组栩栩如生的群像。站在群像最中心位置的自然是主人公莫正强。在他身上具有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典型性。他出身于农村，虽然已是几十年的老工人了，却仍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神情打扮、举止习惯，以及家庭生活，还带有农民的朴素性和乡土性，但工厂的通达让他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工业的伦理让他的胸怀更为开阔，精神更为敞亮。工会主席莫德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工人干部，他有生产第一线的经历，当过劳模，但他成为领导干部后，又保持着工人本色，他以工人的智慧去处理工作中的矛盾，常常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杨哲民、吴启军则是接受了正规知识教育的新工人，他们在一个贬低知识的年代里并没有自暴自弃。所幸的是，尊重知识的传统仍然弥散在民间，他们能够在夹缝中让知识的种子发芽生长。
在这组工人群像里自然少不了段一村这样的工人形象，他是造型车间的技术能手，全车间唯一的一名八级工。那时候，技术和手艺是工人最大的本钱，谁有技术谁就在工厂吃香。作为技术能手，段一村有了骄傲的资本，他藐视车间主任，顶撞厂级领导，我行我素，不把一切放在眼里。这是一组可亲可爱的群像，从水运宪的生动叙述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组群像的体温和表情。他们的装束和言行打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然而他们的神态和举止被水运宪凝结在群像上面，竟能够穿越岁月的风云，让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為之感动。
《戴花》的工人群像给我留下耳目一新的强烈印象。因为小说是为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人群体塑像的，以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工业题材作品，并不缺乏对工人的描写，也正是以往作品的反复描写，似乎形成了关于工人形象以及新中国工业叙事的固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