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邱华栋的非虚构文本《北京传》。在这之前，《芙蓉》杂志（2020年第3期、第4期）连载了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2021年1月9日，由SKPRENDEZ-VOUS、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凤凰网文化、一点资讯联合主办的“如何为城市立传——邱华栋《北京传》新书发布会”在SKPRENDEZ-VOUS举行。发布会上，邱华栋坦言：“我刚来北京时住在什刹海的胡同里，对北京传统文化和它正在走向现代的过程非常敏感，于是开始积累关于北京的资料。二十多年，我存了一柜子关于北京的书。决定写《北京传》以后，我在想怎么处理这个题材。大概两年多以前，我突然找到一个方法：先写一个简版，而不是上来就写一个厚重宏大的作品。这些年我特别关注建筑，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写，区别其他所有关于北京的描写。”①这就为《北京传》的写作定了一个基调：这是一个简版的北京传，是用文学的笔法，通过建筑角度来写北京的。邱华栋正是在這样的构思下，创造性地从作品结构、主题、叙述方式等各方面，完成了极具个性化书写的《北京传》，从而也让他为城市文学的非虚构拓展，套上了一件最为贴身的衣服，或许也预示着邱华栋将用更多非虚构形式，继续打开城市文学未来书写的一扇扇崭新大门。

一、建筑视角主副交错的结构创新

在邱华栋写作《北京传》之前，关于城市传记的非虚构文本已经有很多，并且各具特色。比如近年来，国外著作就有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2016年4月第1版）以及美国作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若昂·德让的《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2017年7月第1版）等；国内的则有叶兆言的《南京传》（2019年8月第1版）、叶曙明的《广州传》（2020年6月第1版）等。但能在结构上采用主副交错的明暗双线，并通篇以建筑视角书写城市的，邱华栋绝对是一个创举。无怪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叶兆言写南京，大量的细节是他的个人经验；黄国钦写《潮州传》，也跟他的个人经验有关。一方面是历史书写，另一方面是个人经验跟历史本身的故事反复交织在一起，用历史推动叙事，这是一种写法。而邱华栋是另外一种写法。《北京传》跟他的个人经验没有关系，他用的是对一个静态的音乐——建筑的观察、感悟、体悟、分析，将它们和历史演变过程之中的时间交织在一起，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交织出非常复杂的文本。这也是一种为城市立传的方法。因此，作家写城市传跟历史学家写城市传不同，尽管《北京传》里有大量的材料和历史文献，但作家笔下的城市传是想象力的再创造，是在大量历史史料的梳理和消化的基础上戴着脚镣跳舞。这本书有历史学意义，提供了另外一种编织城市经验和城市感悟的方式。邱华栋用建筑作为副章，主章谈历史脉络，这是非常成功的范式。”②

《北京传》整本书一共11章，外加序章“‘中国尊’的瞭望”和终章“智慧北京”，也就是说，除序章和终章之外，这11章的每一章的主题后面还有另一个副章作为补充与呼应。这种创新结构方式使得《北京传》有了复调的功能，用建筑角度书写的意图得到了立体化的呈现，并使《北京传》的塔形双层结构空间显现出繁复错落缤纷之美。

邱华栋是懂得使用建筑结构化合文字的高手，《北京传》的开篇并没有急于切入主副双线的结构主题，而是单列了一篇序章，名曰：“中国尊”的瞭望。中国尊是高达五百八十二米的北京第一高楼（地上有一百零八层，地下有八层，2019年全面竣工），也是世界排名第八位的高楼。此楼本是中信集团的新大厦，俗称“中国尊”。“尊”，本来是中国古代的酒器和礼器，具有传统象征意义，把“尊”的外形意象用作这幢高楼的建筑式样，并在具体设计和施工中进行了优化，使得“尊”的文化符号在最现代的建筑中得到展现，这是一种复合性创造。

邱华栋选择这幢建筑来统摄《北京传》全篇，是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的，它让中国最古老的酒器文化和礼器传统在中国当下科技含量和建筑水准最高的楼宇上实现了交叠，也就让北京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在这样一个建筑与文化的特殊交会点上实现了共融、共鸣与共生。这个序章，对于整本《北京传》来说，便有了提纲挈领的切入，它成为《北京传》超拔存在的一个视点。这个视点，因为绝对的高度，可以让观测北京城的视野变得没有任何盲点：“‘中国尊’上的瞭望，瞭望到的是北京四面八方的城市天际线。城市如海，在北京湾的大地上，这座城市像地衣一样扩展。一座城市当然是有生命的，它的不断生长的力量，就来自地上不停崛起的建筑，地下不断延伸的地铁，和这座城市里穿梭不停忙碌的人。”③“中国尊”，自然成为北京三千年来不停崛起的建筑的最高楼；站在这座最高楼上，自然可以将三千年来北京城的沧桑变化做一个全景式的回顾，同时，也可以将三千年后的现在，以及未知的远景，做一个全方位的展望。故而，《北京传》采用这样一个“制高点”起篇，相当于给这座纸上建筑打入了足够强度与韧性的骨钉，从而让《北京传》在这般稳固而巧妙的设计下，继续以建筑视角下的主副结构进行创造性书写。

《北京传》第一章“蓟城与燕都”从历史纵深处溯源北京城最早的由来：“如此来看，蓟城比燕都建立的时间稍早一些，是北京城的真正的起始点。我们要记住周武王十一年，这是周武王分封蓟国的年份，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这一年是公元前1046年。那么从公元前1046年到现在的公元2020年，时间已经过去了3065年（没有公元0年这一纪年）。这就是‘北京建城三千年’的由来。”让人回味的是这一章的副章“董家林与永定河”。董家林村是燕都遗址，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是古代大道经过的一个交叉点；而永定河，则是北京的母亲河，由于它的不断冲刷，近三千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得以形成。此地坐南朝北，视野开阔，自然是建都城最好的地方。邱华栋如此构架主副章，就是为了搭接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也就是搭接为什么古代北京之所以成为现代北京的纵横关系的起点与发轫地。这种打破时间而直接由空间架构的结构关联，更加突显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沧桑与现代演变。它是按照建筑学的逻辑来进行文学整合的成功范例。它使得《北京传》在阅读时获得了空前的建筑空间张力感，也获得了复调音乐有序对位的多部和声叠韵之美。

按照第一章以及副章这种创造性结构的延续，《北京传》的第二章至十一章的主章和副章涉及的内容，都是相应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和事，只不过邱华栋巧妙地把这些人和事放置在了《北京传》所设定的特定空间场域，也就是整个《北京传》精巧的以建筑空间为结构的各个层级和层面，从而反串起时间这条历史与现实脉络，让《北京传》这张巨大的文字之网一点点收拢，最终形成时空交错的塔形构建，从而获得了文字流动下的建筑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