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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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分工明确的现代社会中，文科似乎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尴尬的存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以及管理体系的日渐精密，使得谈论人文精神越来越不合时宜，而数字化的考核标准也经常使那些有志于学术的师生们在表格、课题、报销之间疲于奔命。当我们想恢复人文精神本身的魅力和号召力时，却往往屈从于琐碎与枯燥的现实。文、史、哲似乎失去了曾经的意义与光辉，而成了皓首穷经式的 之学。当文科失去了引领和启迪的价值取向，在更多元的价值和选择之间反思自己往昔的“傲慢”，对于寄托了对真理骄傲求索的“文科”，我们又能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而与之一起变得“边缘”的，还有知识分子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人文精神”。长篇小说的作用，很轻易地就被自媒体上的一篇特稿所取代；看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不如去抖音搜索“5分钟给你讲完XXX”的短视频。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以及视听彻底被媒体占据的娱乐工业，已经习惯让别人代替我们来思考，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见。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不再承担起人文精神的“重负”，不再思考那些沉重而理想主义的命题，我们会活得更轻松吗？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是日本社会学家吉见俊哉为以上问题所做出的答辩词。跳出了“有用”与“没用”的二分法以及文理分科之间思维的对立，吉见俊哉尝试从大学的源头来解释文科的不可或缺性。而在他看来，文科的意义在于找到在商品社会日渐消逝的“博雅”传统。在这种传统里，人的价值不在于分工和社会的需求，而在于一种通过知识与思考才能获得的普遍性。已经成为现代公共生活重要原则的批判精神、对不同价值尺度的尊重，以及推己及人的反思能力，其实恰恰是被淘汰的人文精神的重要遗产。

大学的危机

就个人经验而言，高考招生咨询工作一般包括前线“摆摊”和后方“深谈”两部分。所谓“摆摊”，便是在出分当日，各高校在目标省份的某大学操场抑或会展中心摆开阵仗，高分考生及其家长在诸多名校的热情竞逐中尽情享受自己为期一周的人生高光时刻，而平日里自视甚高的大学此时也只能放下身段，沦为被选择对象，任人品评；所谓“深谈”，则是将目标考生邀至各自后方的营地（为考生便利计，各高校往往被安排在同一宾馆），一对一深入交流、辅导，当然，同档友校间自然也少不了一番刀光剑影的竞逐。在这楼上楼下短兵相接的比较——被比较、审视——被审视之间，无论是否愿意面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境遇、专业的冷暖都会以一种极端得令人尴尬和意外之形式呈现在你面前。大学中人所全心捍卫者，在招生市场上时而也会遭受赤裸裸的冷遇或蔑视，不过或许在高校毕业生招聘市场上，那种冲击感会来得更为真切。高考招生、大学招聘的趋势，既是一个国家经济、产业、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又折射出社会对大学专业的普遍认知状况，表里、因果尽在其中。

具体到招生策略，近年来，除了各校的王牌专业有幸在招生目录上“拥有姓名”，那些就业前景不被看好的专业只能混迹在各类“实验班”的名目之中，管见所及，基础学科和传统工科便是其中常客。在分数上距离王牌专业（学科实力和就业前景双重意义上）略有差距的考生和家长对此藏“拙”操作也大多心领神会，毕竟报考是一门关于性价比的学问。招生搏杀时，我们常常从考生那里听到竞争对手直击灵魂的杀手锏——“学XX专业有什么用？”无论是否靠谱，此言可谓一语拿捏了家长的死穴，毕竟在他们看来，就业意义上的“有用”几乎便是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础学科和传统工科不受待见似乎已是一种市场与时代的选择。2020年出台实施的“强基计划”自然是管理部门意识到这一趋势后采取的积极干预措施，但在其背面恰恰说明基础学科、传统学科不再是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优先项。

我想，吉见俊哉（1957— ）的《“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以下简称《冲击》）近来对中文读书界形成的冲击，或许可以理解为某种超越国界、物伤其类的共鸣感，或者说痛感。在这本讨论“文科危机”的著作中，作者直言：“实际上这一‘危机’所威胁的不仅仅限于文科。倒不如说，恰恰是这一‘大学危机’，超越了文科和理科的鸿沟，它才成为日本大学需要直面的现实。”或许，将此言中的“日本”置换为当下的中国甚至美国、法国、德国，都似无不妥。直面“废除文科学部”的危机对中国而言或许为时略早，然而以“文科危机”为表征的全球大学的普遍问题实则却为各国所共有，无论是此刻抑或未来。我生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度是社會的普遍共识；2000年前后，新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也被人津津乐道；而今理化生却似乎只能被包装在“自然科学实验班”中艰难求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愿景亦不等同于实情。在这个意义上，文科的落寞恐怕只是“先退为敬”而已，大学的危机将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而《冲击》作为域外经验对于当下学界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用与无用

《冲击》中所胪列的大学生存环境问题（全球化、高龄少子化、人才竞争战）乃至“国立大学改革方案”之因应，对我们而言都似曾相识。从“理科有用、文科无用”的社会认知、文理科竞争性经费的失衡，到文部科学省指导下的大学改革、竞争原则的引入、周期性学科评估、研究生扩招、教育管理部门对人才培养的强调、对组织调整和功能分化的凸显、对“创新”服务社会经济的期许，莫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