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乾隆时期，大帅福康安西征归来，户部一个吏胥求见他，为了把名片递到他手里，这个吏胥前后花了十万两白银。福康安一看那名片，说是来“贺喜求赏”的，立即发了脾气：“小小吏胥也敢向我索贿？他如此胆大，一定有什么要说的，且让他进来。”

吏胥进来后，福康安厉色而问，吏胥也不怯场，侃侃而谈：“您此次出征用款多达数千万两白银，报销所涉及的文书太多，必须添加人手日夜赶办，才能在几个月内办完并上奏皇帝。皇帝很关注这次战事，正在兴头上，必定顺利批复。但若只凭现有人手，办完一件上报一件，没有几年工夫是办不完的。皇帝天天看您的奏报，必定厌烦，若有人趁机挑出军费报销的漏洞，麻烦就大了。我讨赏是为您考虑，并不是出于私心。”福康安恍然大悟，不仅赏赐了这个吏胥，还拨给户部二百万两白银用于办理军费报销事宜。

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中，除了主官，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吏胥了，他们既有文职人员，也有杂役人员。吏胥大多没有品级，却有人数限制，但事实上，很多机构的吏胥人数远远超过规定人数，大多数是官员为应付繁杂事务而招募的编外人员。雍正时期有名的重臣田文镜曾说，如果按要求，他的总督府中只准有二十个吏胥，但他用了近两百个，仍赶不及处理文书。

二

清朝为加强中央集權，对官员实行“南北回避”制度，官员不但要在远离乡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职，而且调动频繁。当时文牍主义盛行，这些流动性极大的官员，面对繁复的律法、制度，往往头晕眼花，所以必须依靠长期盘踞一地、专司一职的吏胥，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比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刚上任就遇上人命官司，却不知案犯是恩人贾政的外甥薛蟠，若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门子”一番劝说，他险些得罪贾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