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顾卢有四十余年不曾相见了。印象中他还是年轻时候的模样，瘦，高，秀秀气气。喜欢唱歌，还拉过手风琴，显得很灵泛。那时候，他家租住在槐树巷一号。这是座落在巷子口上的一栋老公馆，槐树巷的门牌号即从此屋开始，渐次延伸至巷尾。

不过槐树巷里面并无槐树，巷子外头倒有几棵。固然，五月槐树花开，香气亦可弥散至小巷深处。

這栋老公馆原先的主人姓何，叫何不为，好酒，嗜赌。有回豪赌一夜，竟然赢回来这栋公馆。不可思议的是，从此金盆洗手，打算做点小买卖，收几个房租，过安稳日子了。但待到顾卢一家搬进来时，何不为的公馆早被改造成了公房，原先住进来的好几家租户，都向公家缴房租了，再也不与何不为有何干系。

何不为只好在南区废品收购站谋了个计磅员的差事，酒照样喝，差点而已。

顾卢一家租了槐树巷一号楼上的两间房子。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的了。那时候就听说，他家有些来历。顾卢的名字取自于父母之姓。父亲叫顾清波，是位民主人士，在省参事室任职，不苟言笑，样子很严肃，与邻居几无来往。细伢妹子叫他顾伯伯，他也就点点头而已。母亲卢老师，是楚怡小学的教务主任，却平易近人，对谁都笑眯眯的。后来得知，卢老师的父亲叫卢伟汉，乃国民党的抗战名将，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我与顾卢是小学同学，在一起玩过。我住南倒脱靴，他住槐树巷，距离虽说不远，关系却谈不上很亲密。“文革”初期，几乎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细伢子晓得闹革命的毕竟少，只晓得玩的居多。有一次，几个同学相约去郊外左家塘钓野鲫鱼，也喊了顾卢，这回事倒记得很深刻。

左家塘如今属市中心地区了，当年却是地道的荒郊野外。且其时连自行车都没有，端赖步行。一黑早几个人便从巷子里出发，至少要走两个多钟头。不知不觉天越走越亮，待抵达野塘边上，头发上尚有晨露，太阳也恰巧冒头了。

钓鱼的行头，当然简陋得很。一根细竹竿，系上钓线绑上钓钩，插根鹅毛筒子即可。蚯蚓则是头天挖的，街巷深处老屋的花台里面或院墙脚下，多的是。野塘边上亦可现挖，但耽误时间，划不来。

奇怪的是，每个人的行头相差无几，顾卢却钓得最多。我们个把钟头不见动静，他三五分钟便扯上来一条。私下里同伴们便有几分焦躁，未必果真技不如人？那时顾卢属瘦弱型，个子虽高，胆子却小，谁都敢欺负他。于是，几个人索性起身，将各自的钓线前后左右拋至顾卢的浮标附近，形成合围之势，倒看他怎么钓。然而塘里的鱼儿如同鬼使神差，只咬顾卢的钩。乃至有同伴开始捣乱，索性自己不钓了，兀自用钓竿去拨顾卢的钓线，害他也钓不成。顾卢不敢发作，惹不起躲得起，遂收起钓竿，起身离开我们，远远地，孤零零一个人到塘对面去钓。却眼睁睁地，又发现对岸的顾卢忽而起竿，忽而起竿，巴掌大小的、银白色的野鲫鱼时不时被钓出水面，活蹦乱跳水珠四溅，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此后，我们再也不喊顾卢钓鱼了。

直到数年过去，我在一家街道小厂做学徒了，与顾卢又有了些接触。因为他家居住的槐树巷一号，也住了我同事一家人。同事姓贺，我与他关系甚好，经常去他家喝点小酒。何况他还有个长得漂亮的妹妹，叫贺小佳。当然会碰见顾卢，也会聊几句天。十八九岁，都俨然成了大人，说起小时候钓鱼的故事，彼此亦早不介意，且都笑了起来。加之多少听闻了顾卢父母的来历，对他也有点另眼相看了。有次知道顾卢的父亲顾伯伯毛笔字写得好，居然冒昧跑到二楼，请他给我写一幅字。顾伯伯很难得地笑了笑，铺纸提笔，给我写了一个条幅，行草挥就，岳飞的《满江红》。

顾卢行四，上头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支边去了新疆，大姐在四川一个三线军工厂的宣传队里跳舞。细姐仅比他大一岁，有古典美，样子弱不禁风。“上山下乡”运动时，细姐与他必去其一。父母嘴上很难委决，眼睛却只朝他看。顾卢心肚自明，说，细姐一副削肩膀，哪里挑得起担子，还是我去吧。

于是，顾卢去了益阳大通湖农场当了知青。

顾卢虽说排行最小，父亲却对他很严厉。尤其看到一个男孩子喜欢唱歌跳舞玩乐器，很不喜欢。再加上顾卢念书成绩不好，还贪玩，更是斥责其“烂泥巴糊不上壁”。不料在顾卢动身去当知青的前一天，顾伯伯居然花去近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架手风琴给他，嘱他有工夫多练习，莫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