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兵连，由三个新兵排组成，分别是防化连新兵排、警卫连新兵排、侦察连新兵排。三个排各住各连，一些科目甚至都不在一起训练。新兵连长姓郭，是防化连的副连长。后来，我和他关系非常好。不过，那都是我借调到机关以后的事了。他是我们师我所认识的干部中，最没有“派头”的一个。我几次跟他说：“你还是我新兵连长呢！”他似乎总是忘了这回事，以不太相信的茫然表情反問我：“是吗？”还有一回，他说：“那不算，那是各连训练各连的新兵，我就是个挂名的。”

“你是觉得我给新兵连丢人吗？”我开玩笑。

“那哪能。我是觉得你太优秀了。”他也是开玩笑的。

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这么融洽。

我在新兵连的时候，确实很少见郭连长，更不可能与他单独打交道。倒是常见我们侦察连的李连长。说见也不准确，应该说是听见。小型练兵时，我们几乎都是在李连长的歌声伴奏下进行的。《北国之春》是他唱得最多的，第二多的是《我爱你，塞北的雪》，还有其他一些抒情歌曲，我现在能记住的是《小白杨》《两地书母子情》《我把太阳迎进祖国》。他的歌声优美，略带南方口音。《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稍稍豪迈一些，但他唱得还是很抒情。虽然那时候我才十几岁，但还是能从他的歌声里听出一点忧郁，特别是他唱“家兄酷似老父亲，一样沉默寡言人”时，觉得他就是那位家兄，不仅是字面上的不爱说话，更是默默承担一切的内心强大。

李连长的音色很好，优美清澈。周末我们洗衣服，手都尽量搓得轻一些，想更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当时大家都称赞他说：与阎维文比不了，跟郁钧剑还是不相上下的。也许有些夸张，可对于“唱歌是靠吼的”我们来说，能在身边听到那样专业的演唱，也确实是很难得的享受。

我第一次出公差，就是替李连长干活。周末中午，别人都在室内，我上肢力量不行，一个人在外面搞小型练兵。拉单杠，拉不动，大多时候就那么双手抓杠吊在那里。器械场挨着路。我吊在杠上，远远地看到通信员赵明利推着三轮车，连长扶着三轮车里一个立着的大纸盒子，朝连队这边来。我胳膊酸疼，就下了杠，想回去，走了两步，又回头看连长和通信员，突然发现连长对我伸出手，用手掌往下示意了两下。我不知道是啥意思，犹豫了一会儿，想继续走，刚走一步，赵明利大喊：“别走哇，连长不是让你等着吗？”赵明利也是新兵，我是二班的，他是三班的，都刚到连部不久。

原来是一套音响，宣传科配发的。推车到连部门口，我和赵明利把大箱子抬到连长的宿舍。不是很沉，但一个人抱着倒也吃力。另外还附有两个不是很大的音箱，装在一个小纸盒子里，连长自己搬着。拆开纸箱子，是一个一米多高的机器，记得最深的是机器上有很多按键，上方快到顶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显示器，而不是过去收音机、录音机的调旋钮，但是顶端仍有可以放唱片的圆托盘以及唱臂。插上电、连好音箱后，连长照着说明书不时地按一下某个按键，那个小小的显示器就会显示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调试了片刻之后，连长拿起话筒“喂”了一下，音箱就响了。我很好奇，一直在旁边看，连长也不管我，既不轰我出去，也不喊我看新鲜。赵明利收拾好纸盒子，开始咳嗽，给我使眼色，我只好跟他一起走了出来。关上连长的门，走了两步，赵明利说：“你真是没眼色，有活干活，没活傻待在那里看啥呀。”这时候，连长宿舍里已经传出了音乐声。从此之后，连长的歌就带有伴奏了。而那个机器，除了重要节日会搬到连队俱乐部外，一直都在连长宿舍。后来，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我发现别的连队都没有配发那么一种机器。我还问过赵明利。赵明利说，就是配发的，宣传科打电话到连队，还是他接的，他跟连长汇报后，要自己一个人去，是连长非要和他一起去的。那之后，又过了两年吧，就开始流行VCD、DVD机，连队也配发了，而且是各连都有。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李连长为什么喜欢唱那些歌。很多人都说他是想家。但歌词内容不对啊。比如《北国之春》《我爱你，塞北的雪》，都是说北方风光好的呀。许多年以后，我想，年轻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把歌词当作一种情感的寄托，但更多的时候，词不词的并不重要，曲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某种反复重复的事情里，找到了某种熟悉的、适宜的节奏，它能帮你面对一些什么或者摆脱一些什么，那就足够了。

我们整个新兵期间，李连长应该从来都没有到过新兵排，虽然新兵排和连部同住一趟房。偶尔我们早晨洗漱的时候，因为用的是连部的水龙头，会碰到他。有的时候，按照要求，早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要给他敬军礼。那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授衔，他倒是认认真真回礼，后来下了老兵班有了军衔，他大多时候却只是点点头，不再举手行礼。他个头不高，应该是全连最白净的人，衣服非常整洁。当时他是上尉，还没有发马裤呢，但就是那种草绿色（稍旧一点，就变成了枯黄色）的常服，他也能穿出别样的利落，不像一般干部那样没有棱角，更不像我们这些新兵，里面常常塞上棉服，窝窝囊囊的。当时他应该有三十五六岁，下巴刮得光光的，但胡茬子的铁青色却无法掩盖。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话，但是老兵们似乎都很怕他。举个例子：两个人正在闹呢，如果是指导员路过，他们可能只会停下来，等指导员走后，继续闹。但如果是连长路过，他们就会立马严肃起来，该干啥的立即干啥，啥事没有的，也会彻底把之前的打闹终结。

下到老兵连之后，我注意到李连长甚至很少到训练场。就是到训练场，也只是在边上看着。我没有一点他训练的印象，甚至没有他整队喊呼号的印象。我的印象里，他只是晚点名的时候，在连部门口灯光的遥遥映照下，在连值班员整队后，走到队列面前讲评，或者是有的时候，指导员说完，问连长还有没有事，他说没有，或者就那么站着，也不到队列前，直接再说几句。他说话的南方口音要比唱歌时严重得多，音色绵软，偶尔也会夹杂一些常用的东北话，特别是能有效增强情感色彩的糙话。不过，这些糙话让他说起来，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滑稽感。许多年后，那些用港台腔唱东北调或者说东北土话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找到了某种搞笑方式，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李连长，早就先知先觉地试验了这种南北语言的结合。

李连长的形象，与他的传说相距太远。据说他的家乡在西南边陲，也有人因此说，他爱唱歌且有一副好嗓子，就是因为在他的家乡人人都爱唱山歌。这当然是没有办法考证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战争打响时，他作为一个勇敢的少年，主动为部队当向导，枪林弹雨里穿行。之后，部队觉得他的作用很大，就让他入伍了。入伍当兵不久，这支部队撤了，轮换新的部队继续作战。新轮换的部队也需要向导，于是他继续担负向导的责任，穿行在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