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曾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来概括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人即套用这个公式来分析中国文学，但实在难以说明历史上五花八门的文学主张，这声音就逐渐消歇了；后来又改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概括，此论也是由苏联传来，因适应了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曾经风行一时，有些学校在集体编教材时，还以此为线索编写出中国文学史，曾经轰动一时，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进行过争论，后来却不了了之。
以我看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倒是有两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个体意识的表现，一是群体意识之强调。前者崇尚独立思考，重于抒发性情，后者提倡从属观念，重在颂圣载道。
群体思想在我国一向得到尊崇，它总是与“合群”“爱国”相联系，而个体意识则常常受到卑视，它每与“唯我”“自私”相等同，还要被斥为“扬才露己”。其实此种观念大谬不然。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写的《随感录三十八》里，就专门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天才的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的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个国拿来做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
鲁迅在这里是泛指国民的文化思想，不是专指作家的创作精神，但与创作精神也直接相关。因为在艺术创作上，更需具有独立思想、个体意识，更要抒发自己的感情。这种个体意识较强的作品，与后来之个性主义相通。个性主义是西学东渐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思潮，在“五四”时期发扬光大，创造了一代新文艺，但个体意识的显现和张扬，则是自古有之，绵绵不断。正是它，推动着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
真正的爱国主义，当然是值得颂扬的。但是，文学有自己的要求，并不是表達爱国思想的诗文，就一定是好作品。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是有名的爱国诗篇，但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并没有选它们。他所持的是文学的要求。有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批评，钱锺书说，他认为这两首诗并非上品，所以选了文天祥其他的诗，没有选这两篇，而且以后修订本再版，也会坚持不选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记忆的铜镜（施亮）》）。
体现群体意识的颂圣载道之文，在我国是古已有之。《诗经》中的“颂”，就是颂诗的祖宗，但这类诗没有多少文学因素，只能作祭祀侑酒之用，真正能打动读者的，还是风、雅中抒发个人感情之作，如王风中的《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又如豳风中的《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这里所写，都非私事，但是一唱三叹，都表现了个人的感情，至为动人！
屈原的《离骚》则更是他本人受到排挤打击之后所发的牢骚，虽然充满爱国情怀，但通篇都是个人感情的发泄。司马迁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因为有这么大的不平和怨气，才能写出千古绝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而司马迁本人的《史记》，也是在受到惩罚之后的悲愤之作。不但此也，在他看来，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出于困厄之中的性情之作：“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少卿书》）他这里说的，不全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则更需要个人的情感。
司马迁写作《史记》，不但具有这种悲愤感情，而且很强调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独到的见解，不是随心所欲而得，而是经过长期积累，有宽广的识见而形成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
《史记》是一部史书，是我国纪传体历史著述的开创之作。但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叙事、写人、对话、抒情上，都有杰出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