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日，我用视频会议的方式，在北大文学讲习所的“现代诗讲堂”讲了一节题为《新节奏 新体验 新感性：当代青年女诗人的写作观察》的诗歌课。我在讲座中提到，“女性”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新诗书写也是建构“女性”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因女性自身的参与而更显独特。与前代诗人相比，当代青年女诗人在诗学观念和语言表达上，都展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是“断代”与“传承”交汇的结果，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缘由。而新的女性形象和性别书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诗的发展历程、生态格局，提供了观察新诗文体的别样视角。

由女性来讲女性，似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不然，至少对我而言是不轻松的。一方面，“女性”并不是我文学创作的重心，亦非我诗歌研究的方向。尽管我有一部分诗歌和批评也在谈女性，我写过《英雄美人》《漂亮男孩》《盆血》《从侧面看她的鼻梁挺而拒绝》等诗，写过关于西娃、袁永苹、玉珍、贺予飞等女诗人的评论，但对“女性”这一观念，我始终保持警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三剑客”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那么，在我和我的同龄人开始创作的时候，社会生活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差异不断加大，表达反抗意识已不是大多数女性写作者最为迫切的写作任务。另一方面，女性书写中过于小我、封闭的一面也展现出明显的弊病，失去了介入现实与历史的能力。凡此种种，让我对过于性别化的书写存疑，反而更倾向于“雌雄同体”的文学观，自己也在朝着综合式的写作努力。

几年前，我还在北大做博士后时，在臧棣老师建议下，我为学生讲过一堂青年女詩人的课。那次课上，我讲了郑小琼、包慧怡、玉珍和余幼幼。其中，郑小琼和包慧怡是“80后”，玉珍和余幼幼是“90后”。之所以选择这几位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基于文本完成度的考虑。在这个传媒发达的时代，诗歌的传播变得便捷；纸媒不再是独霸天下的传播渠道，诗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自己的作品。但这也导致了诗歌现象的泥沙俱下，“有名无作”“名盖过作”成为诗坛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