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研究审视男权的历史，在西方总得从柏拉图开始追踪，一到中国，就总会从周公之礼、孔孟之道说起。本文不是思想史考古，单举明代一例以证。胡震亨在《唐音统签》里盛赞薛涛“薛工绝句，无雌声”，试问一下，这到底是赞呢还是贬呢？或者说，这无非是传统诗歌批评史中男权话语系统的必然价值逻輯。评判女性诗歌以绝无女性视角和声音为最佳标准，此并非孤例。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已然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某青年学人如何以王小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的作品为案例，“提倡”女性诗歌的“超性别书写”的。他统计王小妮诗文本的人称代词词汇表后，发现其诗几乎不使用“她”这一人称代词，进而武断声称，“她的诗歌抱负不允许她将诗歌局限于‘女性’这一狭小的范畴之中，她一直追求诗歌最大的包容度、最大的自由，而像‘性别写作’这种作茧自缚的事情，她是绝对不会去做的。王小妮说她从来没想过使用‘她’，可见对于狭隘的诗学观念的警惕已经融入她的血液”。这种对所谓“超性别写作”的粗浅描述，甚至带有对1980年代女性诗歌实践中深度表现性别意识、女性个体生命经验所结出的历史硕果的情绪化否定，几近是对1980年代“女性诗歌”实践的主题、题材、语言特征和表现出的思想性的矫枉过正式的否定。这种所谓超性别写作的浅表化界定，和胡震亨“无雌声”的单极男性批评立场和态度，有何差异？两相对比，让人有“今夕何夕”之恍惚。

但王小妮南下深圳不久后写下的组诗《看望朋友》，从个体对“病”的经验出发，抒写生命的脆弱、无常，从他人的病躯里，“我亲眼看见了疼”，“我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无声折断”，“我亲眼看见了死的/接近”，看见了“没有一根羽毛还有力气飞翔”。诗人面对疾病甚至生离死别的敏锐、细腻体悟，切肤之痛，其诗之言语何尝不是深伏着女性对客体物象的敏察本能，体现了融会自我情感、生命经验乃至社会阅历的心象的抒写能力。

女性诗歌，按崔卫平的理解，在1980年代实际上可以统称为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诗歌”；然而，当时间线跨进1990年代，诗歌中的女性主义表达已经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如果联系四十年来的整体女性诗歌史，并将其比喻为一位女性个体发育、成长旅程的话，那么1980年代那段风云际会也大旗变幻的狭义“女性诗歌”史，就是“她”的叛逆期：她感觉到了自己的性别，焦虑如何表达自己作为“另一个”性别生命体的欲望、身体感受和爱的本能；她渴望独立，在一个逐渐走向开放的社会变革大语境中，她通过诗歌这一文体形式，甚至以声嘶力竭的音调“发表”着自己，就像九十年代被介绍进中国的法国女性作家西苏所言，“女性必须书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