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礼物”8年后，马晴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了“回赠”。这个出生在河南一座小村庄的姑娘，曾是“希望工程”的一个资助对象。如今，她是“希望工程”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经递到我手上的希望，经过我，又传给了别人。”马晴晴说，她的目标是，用自己的专业，让这个中国标志性的公益项目办得越来越好。

以前看到的是“希望”，现在看到的是“工程”

马晴晴总是哼着歌去上班。在她的工位，文件夹、收纳柜、纸巾盒、座机电话等表面光滑的物品上，都黏着卡通贴纸，包括键盘上的“回车”。一个大脑袋的太阳造型玩偶挂在电脑一侧，那是希望工程的吉祥物，寓意“希望托起明天的太阳”。

马晴晴出生在1993年的一个晴天，这是她名字的由来。不少朋友说，她确实像个“小太阳”，一旦开始笑，就很难停下来。19岁那年，她成了希望工程托起的“太阳”之一。

那是在2012年，马晴晴被郑州大学法学院录取，成为河南周口鹿邑县马庄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资助了她。

8年后，马晴晴在华中师范大学取得法律硕士学位。求职时，她偶然将简历投给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之后她才知道，希望工程就是这家单位开展的项目之一。

马晴晴入职之初，青基会还未设立专门的法务岗。她只知道，这里“需要一个法学毕业生，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让基金会的事务更加专业合规”。

她曾上过30多门法学专业课，却几乎没接触过慈善法。上班后，她上网课、听讲座，自学慈善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翻到页边卷起来。后来，她参与了青基会慈善募捐网络平台“亲青公益”的建设，为平台草拟和撰写了11份法律文件，包括用户协议、隐私政策、捐赠协议等。

2021年9月，青基會推进机构改革，考虑增设法务岗，关于这个岗位的具体职责和工作流程，没有可参考的范本。主管相关工作的领导并不确定刚毕业的马晴晴能否胜任，问她：“如果设法务岗，你认为你可以做什么？”

青基会有长期合作的律所，来自外部的律师了解法条，也有诉讼经验，但不可能了解所有项目细节；青基会工作人员熟悉项目，但在法律方面不够专业。“所以我需要找到项目和律所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专业合规。”马晴晴说。

如今，马晴晴负责审核捐赠、支出等协议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降低项目的执行风险。律师递来的协议，在领导签字生效之前，必须要先过她这一环。

2022年，她审了400多份协议，做过567份协议调研，连文件里的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都揪着改。有段时间工作强度大，“眼睛看什么都疼”，她就买了个防蓝光的罩子套在电脑屏幕上，继续盯着审。

“有的项目部门嫌我太细了，但严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马晴晴记得，曾有一份协议草稿，违约金约定了“0%”。她去核实，才知道对方漏写了个“1”——原本应是“10%”。“这种情况，如果不仔细看，或者不去追问，协议就会正常履行，一旦出现违约，无法追责。”

11年前，受希望工程资助时，马晴晴更多看到这4个字里的“希望”，但如今，她更看重“工程”。工程意味着这个标志性的品牌背后，是一整套工作制度、管理流程和风险防范机制。

以风险规避为例，这项工作在任何领域都无法做到“极致”，但马晴晴希望能有更多创新举措，能再往前想一步。

“有的问题规避了，就去找别的风险点，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改进。”她想今年能多去实地调研，“寻找基层项目落实之后的问题，试着在一开始就把它约定好，让项目更好地落下去，不要老是在办公室看文本”。

父母会撑着伞站在村口，等她放学归来

熟悉马晴晴的人，会看到她生活的另一面——桌子乱糟糟，总是丢钱、丢证件。牙膏用完好几天，还是忘了买新的。吃完西瓜，她会把勺子和瓜皮一起扔掉。上个月她结束出差，将房卡交还酒店前台，笃定地交代“306退房”。服务员刷了卡，一脸疑惑：“您这个卡是608的。”

比起工作时的细致，她的生活过于“马虎”。她总忘带钥匙回家，也搞不明白它为什么“又从兜里跑出来”，落在工位上。为此，她撕了三张便利贴，写上“钥匙”，贴在工位一抬眼就能看到的格挡、身旁的柜子和出门正对的那面墙上。

马晴晴不擅长做家务，她回忆，小时候父母支持她念书，很少让她干农活。母亲做一顿晚饭，让她去院子里摘黄瓜回来，她一连摘了十几根，连最小的黄瓜苗子都扭下来。侍弄小麦的季节，马晴晴也去地里给父母帮忙，但她从不知道一亩麦子能卖多少钱——父母很少在她面前提钱。

她的母亲马会琴是个朴实善良的乡下女人，不识字。父亲马克启上过初中，当过兵，开过火车，做过村支书，后来一边种地，一边做些小本生意。1983年，大女儿马冬梅出生，马克启就决心要供她读书，村子里的乡亲还为此嘀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让一个闺女上学”。后来，马冬梅师范专科毕业，成了周口市的一名中学英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