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掛了一个中医号，推开门看到一位穿着大褂的非洲友人，或许会陷入深深地自我怀疑：别是走错了吧。

中国首位外籍中医博士后迪亚拉，便是一位双手号脉的黑人老中医，针灸、火罐、推拿样样都行。有趣的是，曾有媒体报道，1997年，迪亚拉刚在成都坐诊时，一连好几天都没一个病人。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开门一看是个黑人，“哐”地一声关门就跑了：“什么情况？我是来找中医的。”更有网友回忆自己父亲去迪亚拉那儿看病时的场景：“别的中医号脉一般都看一只手，黑人中医却两只手抓住一块把，总感觉是怕我爸跑了。”

搁以前，“黑人”和“中医”这俩词或许压根不搭边儿。然而，这位来自马里的黑人老中医，不仅在广州学了中医的“岭南派”，又来四川拜在“神针杨”杨介宾门下学习“峨眉派”，还能背《黄帝内经》，对中国传承千年的针灸之术毫不陌生。

在中非文化的频繁交流中，不仅有像迪亚拉这样被公派来中国进修的非洲人，还有一批批远赴异乡、走在非洲大地上的援非医疗队员。从针灸诊疗在非洲遍地开花的态势，便能窥见充满智慧的古老医术已然在遥远的非洲生根发芽。中国医疗队几十余载的文化传播，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路转粉”。除了号脉，非洲人还接受了针灸治疗，更因此爱上了中医文化。

援非为非洲医疗带去新元素

中医文化第一次在非洲着陆，可以追溯到郑和下西洋。当时，郑和的船只经过肯尼亚，海医根据当地医学发展水平、民众对中医技术可接受程度传授了一些中医的传统医术，比如推拿、拔火罐、姜片泡茶治疗腹泻等。迄今为止，帕泰岛上的中国村、上加村仍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这种医术。

但在现代，我国系统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援非医疗计划是在1963年。中国政府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派遣出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当时的医疗队员那可是相当优秀，通常都是国内医院的技术骨干、“一专多能”的佼佼者，就连外语水平也是没得挑。有人可能纳闷：这么好的医生为啥要派去非洲？

这一举动，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息息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格局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其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苏联是为数不多的与中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强国。不曾想，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矛盾使两国关系开始恶化。面对美苏两个大国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中国急需拓展新的外交空间，寻找更多的盟友来支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革命理念。

此时，非洲掀起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浪潮，之前一些被西方殖民的国家纷纷摆脱统治，走上民族独立道路。但殖民国家哐啷一下撤走时，也带走了大量医生以及医疗技术人员，导致非洲国家面临着医疗卫生资源稀缺、医疗环境恶劣、人民整体健康水平低下的困境。这让非洲国家有点措手不及，只能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请求给予医疗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