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次翻看《朱熹集》，发现有封信意味深长。信是写给老朋友吕祖谦的，托付的是自己的孩子朱塾：“儿子久欲遣去，以此扰扰，未得行，谨令扣师席。此儿绝懒惰，既不知学，又不能随分刻苦作举子文。今不远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厉。至于择交游、谨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几以见报，或更遣还为荷，千万勿以行迹为嫌也。”大概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自古就是难题吧，否则也不至于难倒大教育家朱熹。朱熹的先驱之一孟子，也在相同的问题上遇到过公孙丑的追问，“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的回答堂堂正正：“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用正道不行，就容易发怒，一旦发怒，不光不能教导，反而弄伤了跟孩子的关系。如果父子之间以至善相要求，那就难免疏远，不能教育好孩子還罢了，连正常的关系也不能维持了。还没做一件事之前，先就毁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系，这样做非常不祥。

其时大约因为是在古代，人们还没把孩子平庸的责任一股脑推到父母身上。应该是近代以来吧，随着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的主张流行，社会上产生了一种教养假设，仿佛只要孩子没成为杰出的人，父母就有脱不开的干系。《教养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 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一书却不这么认为：“父母的教养并不能决定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社会化不是家长帮助完成的。教养假设是无稽之谈，许多支持教养假设的研究都毫无价值。”作者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几乎离经叛道地认为，“父母的教养并不能决定孩子的成长，孩子的社会化不是家长帮助完成的”，孩子会“认同他们的同伴，并依据所在群体的行为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对子女的教育并非等价交换，付出再多的努力也未必就有回报。作者用大量案例证明，“有时候，优秀的父母不一定有好孩子，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在教养传递问题上，长辈跟晚辈的关系有点像测不准的量子，既反复纠缠又无法确定，不论怎样卓越的部分，都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如果父亲已经极其杰出，儿子还有更上层楼的可能，就显得非常罕见了。当然，有惯例也就必然有例外，司马谈、迁父子，就是这样双峰并峙的存在——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继前面的“司马氏世主天官”和“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之后，司马迁再次提到天官。《索隐》释“天官”云：“此天官非周礼冢宰天官，乃谓知天文星历之事为天官。且迁实黎之后，而黎氏后亦总称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盖天官统太史之职。”《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太史公的主要职能，不是具体地管理百姓，而是更多地跟天相关，要根据天象运行对历法提供专业意见，要清楚祭祀及各项重大礼仪的宜忌，还要记录国家的阴阳灾异。（这里司马迁很可能只提到了太史公最重要的职掌，而其典文书的职掌也“不治民”。）据《封禅书》，元鼎五年（前112），司马谈作为太史令与祠官宽舒等共同建议立泰畤坛，为封禅做准备。封禅是所有祭祀活动中最隆重的一项，参与其中是太史公的职责所在。大概正因如此，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主持封禅活动，司马谈竟被排除在外，“不得与从事”，所以才会“发愤且卒”吧。

接下来，“有子曰迁”。虽然有意借用了《易经》蛊卦爻辞“有子考无咎”，但司马迁显然没有渲染神化自己，甚至都没有给出确切的出生日期。目前考订司马迁生年，依据的是两条后世材料。元封元年，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前108），“而迁为太史令”。《索隐》于此下注云：“《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据此，则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隔了一段时间，“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也就是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之后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前104）。《正义》于此下加按语云：“迁年四十二岁。”据此，则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两条材料虽都后出，但差不多是目前能确定司马迁生年仅有的直接证据了，排比行年之类再有说服力，差不多只能算旁证。非常可惜，根据这两条材料推定的出生时间，整整相差十年。殷周至汉，二十写为“廿”，三十写为“”，四十写为“”，三者很容易混淆。之所以有这十年之差，或是因前条将“”讹为“廿”，或是因后条将“”讹为“”。遗憾的是，《博物志》久佚，目前的辑本中没有《索隐》提到的这条材料。大概只有某一天发现《博物志》全本，或什么地方挖出新的证据，司马迁的生年才能最终确定吧。

不只生年，司马迁也没有给出自己的表字。刘知幾《史通》就此指责道：“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臣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而竟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这话有点夸张，所谓“事无臣细，莫不备陈”，很难从《太史公自序》甚至整本《史记》里找到证据。只是，可能因为自序没有直书表字，《汉书》本传也就没有写，后世对司马迁是否字子长有所怀疑。不过，因扬雄、张衡、王充、荀悦都提到过司马迁的字，这怀疑也就没有成为很大的势力。高步瀛《史记太史公自序笺证》引诸家称司马迁字而后云：“自西汉以迄六朝，岂尽不足凭，而必直书乃信乎？”推测起来，司马迁没写自己的字，一者可能是《史记》和《汉书》中名而不字的很多，大概当时还没形成提名需及字的传统，即梁玉绳《史记志疑》所谓：“《史》《汉》中，名而不字者甚众，不独子长”；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司马迁看来，成为《太史公书》的作者之前，自己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

不过好在，司马迁写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所谓龙门是也。《正义》引《括地志》：“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按经过）黄河，夏禹所凿者也。”《太平广记》引《三秦记》：“每暮春之际，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化为龙。”又引林登曰：“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对文献和传说都有兴致的司马迁，应该熟悉上面的说法吧？不管是圣王大禹，还是鱼跃龙门，是否都隐含着司马迁对自我的某种期许？这个对自身满怀期许的人，孩童时期就在这块土地上耕牧。王国维认为，“河山之阳”，“固指山南河曲数十里间矣”。或者，不必是司马迁自己耕牧，是他的家族要以耕牧为业。郑鹤声《司马迁年谱》谓：“太史令，武帝时置。景帝时司马谈尚未仕，当系家居。其家世虽代掌天官事，然本以耕牧为业。故迁《自序》如是。”至此，司马迁已经交代完家世和自己较早时期的情形，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他的学习和漫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