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县城谋业,刚出道社会,资历尚浅,也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大都租借民房或其它单位的房子,全然没有丝毫的自主权。单位的也罢,民房也罢,随时都有可能发出逐客令,一种漂浮人世之感一直伴随着我。那几箱书籍也就随着我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颠沛流离。书籍本身是没有意识的,但伴我多年后,萌生出了浓浓的情愫,未能很好地加以庇护,也就令我十分的愧疚。于是能有一间书房的愿望也就十分的强烈。后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直到跨越不惑之年的门槛过后的几年最终才有了一间斗室作为我渴盼半世的书房,我那几箱书也就有了栖身之所。
再过几年就到知天命的年龄。数十年时光,弹指间无情地划过。人生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中,不停地追寻着。家庭、事业、朋友,渐渐地拥有,但总觉得伴我一生存在着某种或缺,冥思苦想中,突然发现或缺的就是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命题,直到年近半百才幡然悟之——不管怎样总算是一份迟来的收获。
所谓书房,就是藏书的房子。大的叫图书馆,次之叫书屋,再次之称之书房,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书房这个概念。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到了用竹简、绢帛作为文明传播载体的时代之后,书房也就应运而生,到了汉朝蔡伦发明造纸术后,书房的意义或者说功能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书房的功能除了放置书籍、典册之外,还兼有办公、会客诸用途,后来慢慢收束功能成为藏书学习、著书挥毫专用。但凡读书人,大都钟情书房这一特殊的斗室,因而也就有了不少的趣事。文人雅士、骚人墨客们,对于书房一直以来十分的讲究,可谓煞费苦心,就连起个名字都往往费尽心机。一代大师黄宗羲给他的书房起名“惜字庵”、宋朝陆游的书房叫“学老庵”、杨万里的叫“诚斋”、闻一多的叫“二月庐”、蒲松龄的称“归朴斋”“觐汉草堂”。上中学时,语文课本有鲁迅先生的文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讲述他与闰土的童年往事,现回想起来,有一丝伤感的思绪,至于为什么叫“三味书屋”,我至今尚不明其中就里。鲁迅自己的书房叫“绿林书屋”。鲁迅一生耿介不阿、笔头犀利、直面现实,对社会黑暗,摇动如投枪如匕首的笔头,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颇有绿林豪侠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风范。记忆中,文人们的书房大都爱用斋、室、庵、堂、庐这类字起名,这些都往往与人的居所有关。不过让我纳闷的是,斋、庵尽管也是人的居所,却很特殊,庵是道士们修行之所,斋是佛教的术语,文人们以之为名,应该是别有一番深意,暗藏着无尽的玄机。一个书房的名称会寄托主人的人格个性、人生思考,带着浓浓的况味、哲味、禅味。后来读到宋朝杨国宝一段话:“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如是足矣”,对书房又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杨国宝追求的是居家书房所匹配的较高环境。真正好的书房,不完全在于书,而在于一种感受,一种心灵自得的意境。
古时亭台楼榭是文人雅士的吟诗作赋的地方,一座名楼或一水榭或一亭阁,往往都会有着脍炙人口的雅事流传,也会有诸多的题韵。岳阳楼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滕王阁有王勃的《滕王阁序》,还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还有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昆明大观楼有孙髯翁的长联……这些佳作名篇,广为传颂,为一方水土增色不少。而写书房的则要数唐朝刘禹锡的《陋室铭》最负盛名,让我们铭记住“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至理名言。
我的书房给了我莫大喜悦,自从有了书房之后,人生志趣、少年疏狂所形成的一些陋习,以及心路轨迹都发生了变化。靡靡的歌舞厅,世态纷呈的酒局等的诱惑力越来越弱小。当我拖着疲惫的躯体回到家,回到那一方陋室,颓然坐在椅子上,或打开电脑,或环顾那书柜、书桌以及所有的物什,刹那间,心灵上有了靠港的感受。这个不大的房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我想自己愿意想的事,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任何人能干扰。打开电脑,能知天下大事;涂鸦几行文字,能让自己纯纯净净;阅读書刊,能让我到远古中去找到对话的人;挥毫泼墨能让我不至于拘谨于社会世故,不过多地去在乎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
我的书房不大而且有点乱,整方墙面上的书柜装满了各类书籍,装不下的随意摆放于地板之上。然而,看似杂乱横陈,却有章法,数千册没有归类的书刊或其他物件,如要找寻其一,却很容易,因为这是我的书房。作为书房,文房四宝缺一不可,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宣纸毛边纸厚厚一摞置于柜顶,砚台、笔筒置于案头,这些都是耕耘春秋的必备之物。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曾一度是书房四宝的代名词,产于浙江湖州的毛笔自元代以来就以质地优良而闻名,产于安徽的宣纸、徽墨誉满华夏,而产于广东肇庆的端砚以做工、色泽、材质俱佳而倍受青睐。案头上四者独缺湖笔。这几件果然名不虚传,不但经久耐用,效果亦感觉上乘,可惜耕耘的成果未能与之匹配,让我有些无地自容。不过还好,对照起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满身名牌,涂脂抹粉,珠光宝气之流,尚有些许的安慰。《道德经》有句话“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魅力不在于有多少金钱名牌、对外包装,而在于内在的光泽,在于修养、智慧、良知、责任等组合而成的光泽,否则过分地用铜臭粉饰起来的珠光宝气,只会“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给人以喧嚣浮华之感而已。有两样东西令我十分受用:一是砚台。砚台有两件,分别为端砚和思州砚,均为中国十大名砚。端砚呈酱红色,钵状,不常用。思州砚用思州特有金星石头经工匠精心雕琢而成,雕绘为山水图案,有小桥、有流水、有田园,隐约间仿佛还有山间刈谷者。将狼毫尖在其中蘸一得阁墨汁时,简朴却立意精巧的造型同时映入眼帘,那一瞬间会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快意。另外一种是两小钵盆景。一钵是文竹,一钵是吊兰,置于案头,满室郁然。作为草本植物的文竹,因沾竹气,为我喜爱,尽管没有挺拔刚劲的性格,却时时让人惊喜,特别是夜深人静时,“嗞、嗞”的日光灯下,显得婀娜多姿,摇曳生情。一汪清泉自溪谷悠然斜出,横贯于文竹的影映之下,山水、竹影、茶杯似乎在构成了一幅曼妙的意境,一袭幽香似乎在空灵的山谷中纷呈起来。那钵吊兰随我走进书房已有几年了,其植株已换了几次,植株垂悬于书桌下,当我在狭小的书房行动时,轻抚始如球状并不断扩张的植株时,每每感恩于她的无私与奉献。
茶杯、笔筒是多年之物。笔筒是出行重庆游世界级遗产大足石刻时所购,为青石雕琢而成,当时购得两个,一个置于案头,派上用途,另一个则藏于书柜。筒身均刻有猛虎出谷,雄霸丛林,登高怒吼的图案。猛虎有三绝招:扑、掀、剪,这在《水浒传》武松打虎中有描述,我的笔筒绘有此三种神态的雕刻,使之彰显刚猛的气势。茶杯是紫砂杯,杯体是竹、兰、梅、菊图案。当时与朋友在茶庄品茗,庄主向我推荐紫砂壶,随手挑了一个,图案竟与二十年前蜗居于县城时客厅悬挂的条幅图案一样,无独有偶,神奇的巧合。我的手机号码是当时到营业厅选购时,闭上眼睛随意抽取的,一直用到现在,从未更换。我想这亦是一种缘,一种不可多得的缘分吧。我对那些三天两头变换手机号的做法很是难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