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诗人来讲，漫游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之前，或行进在仕途之中时的必要功课，甚至，即便是在他们踏上了仕途之后，漫游这种行为本身，也始终是一桩让诗人们耿耿于怀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沉浸在我们脑海里的古代诗人形象，总是以动词的形态呈现出来的，仿佛这群人一直在漫无边际地行动着，边走边吟哦，用脚步丈量着他们的精神版图。而即使是那些描写宁静与幽谧情态的诗句，也具有动态之美，充满了动与静之间来回拉伸与相互成就的美学张力。譬如说，孟浩然的《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咽”“冷”“空”“制”，四个字均衡有致地穿插在诗里行间，紧紧拽住读者的视线。诗中所有的静寂，都是为了营造出某种突兀的声响，反过来，所有的响动都是为了凸显出一种空寂的力量。
广文遗韵留樗散，鸡犬图书共一船。
（杜牧《郑瓘协律》）
图书鸡犬共扁舟，又续人间汗漫游。
（陆游《遣兴》）
上述两首诗，向我们形象地描述了不同时代、近乎雷同的人生现场：漫游中的诗人驾驭着命运的扁舟，穿行在未知的人生道途上，鸡犬与图书共一时空，逼仄的生活场景与广阔的生命图景并置共生。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这些古代的诗人们是如何克服对各种天堑的畏惧，凭借有限的生活道具，行走在广袤崎岖的河流山川之中的了；也很难想象，他们又是怀揣着怎样的心境和愿景，由此及彼，最终抖落浑身的尘埃或雾瘴，走到历史光亮处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前方一定有某种召唤之声，在诱惑或指引着他们，或许是友谊，或许是亲情，或许是对名利的渴望，抑或是闪烁不明的仙踪神迹？总之，诗人们一到及冠之年，就天然地行走在了茫茫的天地之间，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或天性。从四处流窜，到广为流传，诗人们通过漫游，一点一滴积攒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经历过多少悲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影将会因此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脚步声也会越来越坚实。
明代画家董其昌在其《画旨》中云：“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意在总结前人成才的经验，强调游历和见识对于培育一个人心性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漫游或游历，人生的经历才会转化成宝贵的生命情感经验，充盈于书写者的字里行间。“行万里路”的目的，并不在于猎获无限的奇景，而在于“养气”，生气、豪气、吐纳天地之气，以气致象。所以，苏辙有言：“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天下文章佳篇，莫不以奇气充盈。
当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此前诗人也曾经历过长达数年的下吴越、奔齐赵的漫游期，而科考失利，致使他空有满腹报国经纶，却不得不整日踟蹰于长安豪门之侧，四处求告。“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绝不是杜甫在逆境中的负气之语，而是诗人对自我才华的坚信，如同他说“诗是吾家事”一样，慨然平淡的口吻里透露出了毅然和决绝。杜甫的诗歌才华，早在他入仕之前就已经确凿无疑地展露出来了，但真正让他找准下笔处，酣畅淋漓地抒发自我心志的，还是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写在盛唐气象即将被乱世乌云席卷的前夜，诗人好不容易才谋到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离开长安赴奉先县探亲，而此时，安禄山已经在范阳起兵反叛，只是长安方面尚未得到叛乱的准确消息。杜甫途经骊山时，隐隐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到来，且无可避免：“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岗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敏感的诗人几乎是在那一瞬间，就疾步冲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前列，并以报丧人的视角和口吻，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诗人依然踯躅徘徊在长安城内，没有从斤斤计较、乌烟瘴气的朝堂内走出来，阔步走向嶙峋斑驳的旷野，他就很难体察到被乌云笼罩的社会现实。而事实上，那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还在华清池里避寒饮乐，泡着“莲花汤”“海棠汤”，酒池肉林，以为天下安泰，歲月静好；如果没有诗人长期以来郁积于心的对民生的深切关注，没有此前他在《兵车行》《丽人行》等诗里所作的情感铺垫，他也不可能脱口吟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杰出的诗歌总是在生活的正前方等待着它的主人出现；杰出的诗歌总是会以“失物招领”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旁，等候着它的主人去路过，去认领。但是，每一首优秀作品的真实拥有者，必然事先就得去积攒拥有者的资本，培育出敏感细腻的心灵和火眼金睛般的生活之眼。否则，所谓的“杰作”，就只能永远沉睡在情感的旷野中，存在于写作者的想象或幻觉里，既无认领的慧识，也缺乏认领的本钱，即便侥幸得以冒领，也很快就会被时光无情地戳穿。这几乎是一条铁定的文学之道，已经被文学史反复验证过了。
公元749年，年过而立、功名心切的岑参，在经过了一番犹豫和权衡之后，决定应节度使高仙芝的辟召，前往安西幕府执掌书记一职（“右威卫录事参军”）。从长安西行，到安西幕府所在地库车，实在是一段漫漫长途，全程长达六千华里。走完这样一段路程，对于一介书生来讲，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仅道艰且阻，而且沿途还充满了各种未曾预料过的凶险。
从诗人留存下来的那些行旅诗篇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岑参此次西行的路线：他先是取道河西走廊，出阳关，经蒲昌海（罗布泊），到达鄯善；再经由火山（即火焰山）西进，至吐鲁番一带，又由西州经铁门关，最终到达了安西。全程历时两个多月。可以想象，当诗人行走在渺无人烟、黄沙漫漫的旅途中时，心境是何等的愁绪迷漫，他的心情自然也悲凉到了极点：
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
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日没贺延碛作》）
当自以为功名在望的诗人，深陷于不知“功名是何物”的田地时，他行前的亢奋和激情，自然就很快消逝在了凄迷无望的茫茫戈壁滩涂上，被狂沙朔风吹卷到了九天云外。悔恨和自责盘桓于心，使得狼狈的诗人一边朝前走，一边往身后顾盼连连：“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这种身心离异的锥痛感，已经提前注定了岑参这趟谋求功名的旅程是一段蹇途，不可能达成他早前一鸣惊人的心愿。果然，在抵达目的地后，各种不适便接踵而至，除了思亲念友，诗人心里只剩下了苦闷和厌烦。两年之后，岑参两手空空，无功而返，不仅没有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反而对仕途和功名萌生出了退意：“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早年的进取之心，还险些因此次冒进而荡然无存。
發生在岑参身上的这段遭遇并不是孤例，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在最为浪漫的文人诗歌圈中，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太大，或因心性与周遭环境的抵牾，而最终被现实无情碾压，沦为命运的齑粉和玩物，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