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i：YiMagazine

G：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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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你曾提到“尽管任何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都具备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中国优势，但如果要充分释放这种优势，往往会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怎样建立一个更为连续的市场阶梯，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更为连续的技术阶梯。”那么你如何看待疫情这3年对中国市场阶梯和技术阶梯产生的影响？疫情对它们的连续性产生了多大影响？

G：严格意义上来说，对技术阶梯和市场阶梯影响最大的不是疫情。对市场阶梯的连续性会有一定的影响，但目前为止还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目前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对技术阶梯的连续性影响上，集中表现为逆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3年，美国对中国的某些领域做了定点脱钩，尤其是像芯片这类他们认为比较关键的领域。这就导致中国企业必须重新思考自身供应链和业务的可延续性问题，也要思考技术链自主可控的问题。这确实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冲击，使得在短期内我们技术阶梯的连续性受到一定伤害。中长期来讲，现在处于过渡时期。因为中国本身也需要应对这种变化，本土企业也是借此开始在技术阶梯上获得机会。长期来看有多大影响取决于中国企业在技术链上的突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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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如何修复这两个阶梯的连续性？或者说怎么去修复技术阶梯所受到的这种冲击？

G：在我的理解里，我认为中国的技术发展不太可能回到之前那样有利的国际环境。美国现在的通胀水平并不低，他们也需要非常谨慎地控制加息速度，让冲击没那么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中国的贸易压制也让他们也付出了代价。所以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在一些常规的贸易领域有所放松，因为这对他们有利，当然对中国也有利。但在核心技术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产业和技术领域，不但不会减缓，甚至可能会加剧，因为这涉及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从长期来讲，能够压制住中国的其实已经不是贸易，必然是核心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个趋势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要维持这种领先，除了他们自身要不断提升，另外一面就是如何有效遏制中国在技术阶梯上的上移。所以只要这个趋势不改变，中国对核心技术的发展就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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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在疫情之前，国内舆论曾掀起对中国经济发展路线要“学美国还是学德国”的讨论，即“更加侧重发展虚拟经济还是制造业”。疫情之后，很少有人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在你看来，疫情是否使得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被进一步确认？

G： 其实不是因为疫情，严格来讲是逆全球化趋势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讲？以前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讲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如果想往上走，要么掌握核心技术，要么要去建立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这样可以增加在附加值分配中的地位。

但实际上，此前中国在博弈当中，特别是在中美博弈中，还拥有一定制衡能力，显然不是因为占据了微笑曲线两端的因素。核心技术上，我们必须承认确实还有差距，特别是在关键技术领域。另外一方面，在全球影响力品牌上，我们的差距也蛮大。这反映在一个基本的事实上—中国很多公司即使进入全球50 0强，在海外市场销售同样的产品时也比在国内销售同样的产品便宜。这反映出我们缺少全球的品牌影响力。品牌影响力最大的作用是能够给出溢价，而且在海外市场，因为有关税成本和运输成本，按照正常逻辑，售价应该比本土市场高，但我们还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品牌不够有全球影响力和全球产业链中的议价能 力。

换言之，我们获得的制衡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制造业能力—绝对的体量，以及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其实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去长沙考察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一次表述，有两样东西必须牢牢抓在手里，一样是核心技术，另外一样就是制造业。现在把注意力重新回归到制造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逆全球化冲击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这一趋势在可见的10年内没有根本改变的话，显然在全球博弈当中，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一定远远大于虚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