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理论转换 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料系统 当代性

一、“史料系统”与近代史学转型

１９１１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如此论述西潮冲击下史学研究的旨趣：“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① 承接清代乾嘉汉学的余续，王国维将其从日本接受的“兰克史学”中“如直所书”的德国史学传统与清代学术中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学传统相接，形成了其奉行的“事物必尽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治学理念。同时，他对于“存在之由，变迁之故”事物源流的搜求不仅是治学方法的更新，同时也是历史学科在过渡时代中应对中华文明整体危机的理论自觉。面对西方史学的冲击，对中国文明历史源流的重新阐释成为清末民初学界的当务之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曾有学人如此评价当时的重建古史、再造文明的学风：“苟欲彻底的明了整个之中国文化，无论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各方面，非溯源于古代，追其根蒂，穷其流别不可也。”②因此，方法、体式更新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时代转型之际的理论危机意识。

早在１８９９年，王国维在为其老师藤田丰八作的《东洋史要·序》中就以近代历史学作为模板，来检讨中国传统史学中存在的缺漏：

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之智识者，不过集合社会之散见之时势，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历史有二，有国史，有世界史。国史者，述关系于一国之事实；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①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事物“存在之由，变迁之故”的源流求索，旨在建立一种基于“关系”的“系统”理解，而“国史”与“世界史”则是建立这一“系统”的指归。单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无疑是建立中国文学史论述体式的发轫之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开篇即上溯至“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从源流的角度打开对于“戏曲”的理解。傅斯年曾评价此书打破旧式文学史论述“文人列传”“学案体”的体制，而以西方史体为模板展开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文学史有其司职，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司职，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今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② 然历史、文学史司职为何？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开篇即将题旨点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③可以说，《宋元戏曲史》乃是王国维以近代史学的眼光，建立“时代”和“文学”关系论说的初步尝试。也正是在这重视野上，王国维才得以打开“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激活“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历史文献，从而最终能够借由“文学”窥见“时代”，使文学成为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资料，而不仅是供把玩、鉴赏的文人唱和：“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不少。”④ 可以说，正是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引入，使得曾经鄙弃不道的文献被激活，产生新的历史理解。

随着民国以来“新史学”运动的不断推进，对于什么是“史料”，什么是历史证据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和推进，正如王？森对民国时期的大内档案和殷墟考古两件重要史学事件的考察，罗振玉与傅斯年两代学人对史料的不同理解投射的乃是近代史学不同的旨趣：“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变化，传统‘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地位。”⑤尽管研究者常引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霸权地位，但也无法否认“新史料”的发现已与清儒或受清儒影响的所谓“旧史学”相易趣，视野转换的背后蕴藏的乃是中国近代历史理论的更新和转换。

２０世纪的文明危机触动了中国近代史学范式的转换，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民国史学并未形成今天意义上明确的分科体制，因此，近代史学运动的参与者往往也是２０世纪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某种程度上，史学意识的更新也促使了中国新文学参与者们自身的历史自觉。不论是代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实绩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还是当时高校新文学史课程的设立都显现了“新文学”和“时代”之间高度的亲缘关系。所以，不仅中国新文学是感时而动的文学，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编纂也具备了高度的时代敏感性，有着清晰的历史自觉。

近年来，有研究者从学科史角度出发提出构建“现代文学史料派”⑥的研究传统，提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⑦的学科体制，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建制等量齐观。一方面，与１９８３年为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应运而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边界并不明朗；而另一方面，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说，今天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现當代文学研究论文几乎都涉及各类史料的辨析、校勘、考订等，仅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支撑和准备，并不足以成为其成立的基石。因此，如果不对什么是“史料”，哪些史料可以纳入“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有着比较明确的理论自觉，那么“史料”“文献”就有滑入边界不明的危险。所以，与其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归拢、划分派别，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传统，不如回到学科史当中，以问题作为旨归，去追问“什么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在不同研究世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一方面可清理出学科史的脉络，另一方面也可管中窥豹，发现时风与学科历史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发现看似客观的知识背后隐匿的理论性问题，以探查新文学研究中史料的发现与理论视阈之间转换的关系，从而把握“新史料”背后的问题意识。

二、“史料系统”与历史转换中的理论意识

王？森在《什么可以作为历史证据》一文中指出，罗振玉和傅斯年、李济在殷墟考古的问题对于“什么是史料”的分歧背后是近代中国历史学的知识论的转型：罗振玉所在意的是字骨这类文字资料，而经过西方系统历史学或人类学训练的傅斯年和李济则希望从中求得“整个的知识”，正如蔡元培在《安阳殷墟考古报告》的序言中称：“古来研究文字者，每以注意在一字一字上，而少留意其系统性，考定器物者尤其是这样。”①结合上文所述王国维《东洋史要· 序》中对于中西历史研究差异性的论述，可见史料背后的“系统性”以及“整个的知识”乃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中最为重要的取向之一。

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初对史料的整理和发现，也是在“系统性”的旨趣之下开展的，为后来整体性论述的出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潮流，学科整体也朝着学术化、历史化趋向发展，大量作家佚文、佚信、档案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对文本、作家、思潮的历史理解，也使研究者不断迫近现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令人惋惜的是，三十多年“重返历史现场”的努力，却始终不能借由各种史料建立一套“史料系统”和对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系统性”认知。本节试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几次比较重要的整理事件作为论述对象，从中梳理出理论或“系统性”的旨归与史料整理之间的关联性。

虽然在学科的所指上几乎相同，但“中国新文学”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名目上的转换，显示的却是对历史发展内在动力机制的不同理解。因此，“新／旧”“现代／古典”看似在可以相互兑换的名目下，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文化政治力量却截然不同。理论视野的变化，也使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史料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是，“史料”的搜集范围也产生相应的變化。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写为例，“中国新文学”是在与历史截然断裂的意识下的自我命名，这种对于自我历史的重新叙述不是对自身历史经验的客观重现，而是通过对“起源”（而非“开端”）的创造，打造一套自身的合法性论述。尽管像鲁迅这样亲历者的记忆中新文化运动的命名是一再“反套”的叙述，并且：“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②但是，在蔡元培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则截断众流，将《新青年》的创刊视为一个历史“事件”（ｅｖｅｎｔ），将“新文学”的创造视为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历史“起源”，“思想自由的勃兴，仍不可抑遏，代表他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③ 正是在这种自我意识之下，“新文学”史料的呈现更多地放在“新／旧”的对立的自我意识中展开，在阿英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从“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等方面罗列新文学的实绩，几乎奠定了后来史料整理的基本方向。此时的阿英虽已为“左联”成员，但是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史料的搜罗，并未以他当时评价作品的“左翼”立场去形塑整个新文学的“史料系统”，而是在“新／旧”意识下去主导史料研究的基本方向。《中国新文学大系》形成的阐述模式几乎覆盖了此后所有的文学史论述以及文学史料的整理：不论是史料的选取，还是导言与史料之间的阐释关系，都严格控制着“历史”的叙述方向，貌似客观的知识背后显示了一套属于“新文学”的“史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