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数字资本主义 人类纪

贝尔纳·斯蒂格勒（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ｔｉｅｇｌｅｒ）无疑是当代讨论技术问题最重要的哲学家。然而，他却在２０２０年以悲剧的方式离世。从雅克·德里达（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的思想出发，斯蒂格勒思想最核心的对话对象却是马丁·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这使得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悲观倾向。然而，斯蒂格勒关于科技发展与人类生存之间的思考却是极为深刻的。斯蒂格勒从“代具”（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这一概念出发，讨论了人类起源与技术的紧密关系，并深刻分析了在第三记忆基础之上的美国文化霸权。在对美国文化霸权批判的基础上，斯蒂格勒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批判，并力图为其寻找解决方案。本文将系统梳理斯蒂格勒的思想，并就其思想对当代数字世界发展的可能启示展开讨论。

一、双重过失与人的代具化生存

斯蒂格勒是德里达的学生。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与时间的讨论是从德里达的延异（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概念出发的。德里达写道：“这是一个经济概念，指的是差异／延迟的产生（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ｄｅｆｅｒｒｉｎｇ）”。①这里的延异既包括了一种拓展和延伸，也包括了在拓展和延伸之后的变异。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描述的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在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弗迪南·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Ｓａｕｓｓｕｒｅ）也讨论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是能指，书写则是所指。语言就表现为一种书写的工具。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就言语与语言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②换言之，索绪尔把言语看成本质性的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书写的价值。索绪尔所描述的恰恰是人类思想家一种常态性倾向。例如，人类社会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往往都采取“述而不作”的方式，如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等。

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所描述的是所指和能指的关系。斯蒂格勒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引入其关于技术和时间的讨论之中，并在延异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代具概念。在这里，人类演进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进化，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具”的进化（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③ 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人类的进化是一种“本质上作为技术性存在的进化”（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ｂｅｉｎｇ）。④人的出现本身就是延异的产物，这一点在古生物学那里可以得到印证。人类因为要实现直立行走，所以女性的骨盆不能太宽，这使得女性在生产时面临巨大的挑战。最终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婴儿需要早产，这是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近年来重要的科學发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类都是早产儿。这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动物在出生不久之后就可以谋生。相比而言，人类却需要经过漫长的养育期。

正是这种养育期，使得人类社会形成了使用技术以及群体协作的方式来维持生存。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生命的悖论在于：它必须借助于非生命来确定自己的生命形式。”⑤从这一意义上讲，动物更多采取的是内生进化，人类则是外生进化，这便是斯蒂格勒提出“代具”这一概念的核心原因。由于人类自身存在重要的缺陷，因此需要外在化的力量进行弥补，这就是技术作为人类缺陷型起源的根本条件。

斯蒂格勒用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的希腊神话故事更加生动地解释了人类起源性的问题。用斯蒂格勒的经典表述，人类是“双重过失（ｄｏｕｂｌｅｆａｕｌｔ）的产物，一是遗忘，另一则是盗窃”。⑥在这里，爱比米修斯代表遗忘，而普罗米修斯则代表盗窃。正因为爱比米修斯的遗忘使得人类没有谋生所具有的技能，所以人类从一开始似乎就进入了吉奥乔·阿甘本（ＧｉｏｒｇｉｏＡｇａｍｂｅｎ）所言的赤裸生命状态。阿甘本用“赤裸生命”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人在进入例外状态之后，并在社会关系被剥夺的情况下，生命处于随时有可能被侵犯和被暴力的一种状态。⑦ 赤裸生命的状态可以用来概括爱比米修斯遗忘下的人类初始情形。斯蒂格勒的描述是：“人类是赤裸裸的，就像早产的小动物，没有皮毛和防御的手段”。⑧只不过，人类是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例外状态，在经过技术武装之后，才逐步摆脱了赤裸生命。这里出现了例外状态与常态的倒置。

在技术的武装下，人类摆脱了赤裸生命，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存在，而这样的存在使得人类不得不一直依赖技术。换言之，人依赖技术是常态，不依赖技术是例外，这就出现了一种在技术加持下的例外状态。斯蒂格勒将人的生命称为“技术的生命”（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ｌｉｆｅ）。① 斯蒂格勒的“技术的生命”概念暗含了人类的缺陷和无助的双重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斯蒂格勒的思想仍然是在基督教世俗神学政治的框架下展开，并与基督教人性恶的理念结合在一起。人因为有缺陷，所以会产生恶的想法，因此，在技术的基础上会更多地产生以权力为中心的争夺，也就会进入霍布斯的“一切人针对一切人”（ｅｖｅｒｙｍａｎｉｓｅｎｅｍｙｔｏｅｖｅｒｙｍａｎ）的战争状态。②

斯蒂格勒尽管结合了近期人类学的新进展，但仍然是在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做补充性的解释。斯蒂格勒的这一观点也可以被看成是对柏拉图和卢梭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柏拉图在其理念论的基础上表达了人类沉沦的观点。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理念是第一性的，现实则是第二性的。③ 在柏拉图那里，灵魂是极为高贵的，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④换言之，灵魂是理念的延异，而肉体则更多地承担了现实世界的功能和任务。与理念和灵魂保持高贵不同，肉体不断地面临沉沦的问题。卢梭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观点，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完整和纯粹的，然而随着人类各种能力的增加，却出现了混乱、沉沦和腐败。正如卢梭所指出的，人类所具有的各种能力使其堕入比禽兽还不如的状态。⑤ 导致人类沉沦的根本性原因就是技术和私有制。对此，海德格尔也有论述。海德格尔讨论了技术背景下人类的异化。海德格尔的观点与道家极为相似。《道德经》的文本中多次讲到，技术过度使用之后可能出现的异化情形，例如“智慧出，有大伪”。斯蒂格勒在其技术哲学的框架下，与前述思想家进行了充分的对话和综合。对此，斯蒂格勒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早产使它需要政治，政治来自技术，但是人类尚不具备这个知识。因此，人类的产生分为两步，“似乎第一阶段是圆满的起源（ｆｕｌｌｏｒｉｇｉｎ），然后伴随的是沉沦（ｆａｌｌ）”。⑥

二、三种持存：人与技术的相互发明

斯蒂格勒从埃蒙德·胡塞尔（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的意识现象学出发来讨论三种持存（记忆）的形式。在胡塞尔看来，第一持存（ｐｒｉｍ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可以称为一个彗星尾，它与各个感知相衔接，是根据再现、当下化的想象而构造其自身的。第二持存（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与意识有关，是一种再回忆的过程。第三持存（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则是一种客观化的记忆，是一种图像意识。⑦ 斯蒂格勒认为，第一持存与感知密切相关，与个体的生物特征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基因记忆”（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ｅｍｏｒｙ）。第二持存则主要体现为想象，与个体的经历以及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是一种后生成性的“表观遗传学的记忆”（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ｅｍｏｒｙ）。换言之，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都是生物记忆的形式。第三持存是在技术和语言之上的“后种系生成的记忆”（ｅｐｉ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ｅｍｏｒｙ）。⑧

在斯蒂格勒看来，这三种持存并不是割裂开来的。胡塞尔的不足之处在于其更多关注的是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虽然胡塞尔提到了图像的意识，但对第三持存则没有重点关注，而这恰是理解时间客体的重要方面。尽管海德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第三持存的思想家，但是他并没有对此进行过相关的讨论。斯蒂格勒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讨论。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三持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斯蒂格勒对第三持存的讨论也有不足之处。张一兵教授在与斯蒂格勒的对话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张一兵教授看来，斯蒂格勒在讨论第三持存的时候过多地强调其物质层面，即模板问题，也就是通过外在化的模板的物性持存，使生产和技术等发生物性记忆。这很容易把读者引到实体论的方向去，而在大脑和技术的关系中，更为重要的则是其功能性的观念活动，以及与之对应的人的工具和生产活动。① 物性模板是一个复杂的记忆系统，比如手机、摄影、电影和音乐等，其功能则在于对生产和技术的物性记载。第三持存的物性和可重复性改变了人们的记忆，并为相同的时间客体带来了新的体验或构境。换言之，斯蒂格勒过多关注第三持存的物性实存（模板），而缺少对信息激活的关注。

围绕着第三持存，这里出现一个核心问题：到底是人发明技术还是技术发明人？人们自然的理解会认为是，人发明技术。例如，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通过技术使得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增加。技术是人的发明，是马克思的经典观点。然而，斯蒂格勒在这里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是否存在技术发明人的可能性，即是否存在某种技术助产术（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ａｉｅｕｔｉｃｓ）。②

此即技术意识作为一种先行性的结构嵌入人类之中。因为人类的先天性缺陷，所以人类必须要依靠工具和技术。如果没有技术，人类就可能会面临生存性危机。斯蒂格勒将人与技术的这种结构称为“爱比米修斯复合”（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ｆＥｐｉｍｅｔｈｅｕｓ）。③从另一种角度来讲，这种先行性的结构既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的焦虑之源。斯蒂格勒引用了弗朗兹·布伦塔诺（ＦｒａｎｚＢｒｅｎｔａｎｏ）的意向性概念，其希望表达的内涵是技术意识可能在人之前就已经拥有了。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技术意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就是指没有创造意识的超前（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超前意味着一种在不受生物程序制约的实现可能性。”④因此这种意识就是一种意向性。这一点类似于柏拉图关于理念论的讨论。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第一性的。在现实世界生成之前，理念是一种先行性的存在。这里讨论的情景就是，因为人类要生存并要战胜自然，就需要拥有技术。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上，斯蒂格勒强调技术与时间的特殊关系，因为人类的出场存在着一种内在缺陷。如果没有技术加持，人就无法生存。

因此，之所以强调技术意识是一种“先行性的时间”，其主要指技术在人类出现之前，技术意识就可能已经存在。希腊神话中的爱比米修斯忘记给人类分配技能，最后使得普罗米修斯不得不盗取火种来挽救人类，因为没有火就无法获得和利用技术。从这一意义上讲，技术是上帝的延异。因此，从斯蒂格勒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会发现斯蒂格勒的观点仍然处在世俗神学的谱系之中。这里的“先行性的时间”就是上帝，上帝是第一能指。换言之，斯蒂格勒表达的仍然是一种世俗神学的观念，即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只不过，斯蒂格勒用一种世俗神学的框架将这里的上帝换成了技术意识和“先行性的时间”。同时，斯蒂格勒又希望避免人们对他的一种世俗神学的批评，因此，他在得出结论时指出人与技术的双向延异。斯蒂格勒指出：“‘外在化的矛盾性’（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使我们认为，人和工具相互发明。”⑤他写道：“‘什么’（ｗｈａｔ）发明了‘谁’（ｗｈｏ），正如‘什么’是被‘谁’发明的一般。”⑥这里的“什么”是指工具，而“谁”是指人类。斯蒂格勒在这里希望表达，人类与工具处于一种互相发明的辩证法之中。这恰恰是他对其立场调整的一种表现。换言之，斯蒂格勒從辩证法中汲取营养，从而平衡其与世俗神学之间的关系。

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斯蒂格勒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海德格尔用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以及晦涩的文字表达了个体存在的先行性时间的观点。海德格尔的先行性时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向死存在”。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向死存在，就是先行到这样一种存在者的能在中去，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