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八小时工作制 中国共产党 工人运动 国民革命

在近代大机器生产中，具有固定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是其基本特征之一，而工作时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则是劳资双方维护各自利益的工具。１８６６年，马克思在给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的指示中，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８小时”，并指出要明确规定这８小时应该安排在一天中的哪些时间，否则“任何法定的限制都不能达到目的，而会遭到资本的破坏”。① 这一建议在第一国际的会议上得到通过，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纲领。② 由此确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包含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休假时间及相应的工资待遇等内容。此后，欧美等国家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了不懈斗争。伴随着标准时间在全球的扩展和应用，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国际劳工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对中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五一纪念活动和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③但有关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通过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塑造工人的阶级意识，推进革命动员等方面仍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八小时工作制主张的知识构建，及其与工人动员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劳动者的觉悟”

在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随着西方机器大生产方式逐步引入，工人超长的工作时间，日渐成为引发劳资矛盾的因素。就如时人所说：“自有工厂制以来，种种不满意之问题，即随之发生，其中最要之一，为时间问题。”①不过在五四运动之前，国内有关于工作时间的讨论并不集中，“自五四运动以后，工作时间之短长，已成为劳资两方争执之焦点，而为社会极注意之问题”。② 而知识界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力量大了”，开始组织团体，推进工人运动。③ 其中对工人工作时间价值的解析与宣传，是启蒙劳工阶级觉悟并投身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重要方面。

知识界引介国际劳工运动缩减工作时间的经验，使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成为当时社会风行的热点论题。清末民初，时人已开始关注欧美国家工人罢工以减少工作时间的社会问题。１９０８年，《北洋法政学报》用十多期连载了徐家驹的《欧洲劳动问题》一文，就涉及工人减少工作时间的内容。１９１６年９月２４和２５日，《民国日报》报道了美国铁路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及其意义。④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１日颁布《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法令，“八小时工作制”在列宁的倡导下，成为苏俄劳动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对许多劳动条件艰苦的职业，则将每天工作时间缩短为７小时或６小时，甚至是４小时。１９１８年，苏俄又颁布《劳动法典》，将八小时工作制原则进一步固定下来。这些法令也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关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解放与改造》刊登了潘公展翻译的苏俄《八小时之法律》。⑤ 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新青年》登载了李泽彰翻译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⑥ 此外，１９１９年的华盛顿国际劳工会议，不仅规定了各国工人工作时间，还就中国工人工作时间做出五项决议：一是劳动时间以每日十小时、每星期六十小时为原则；其未满十五岁之劳动时间，以每日八小时、每星期四十八小时为原则。二是每星期得休息一日。三是凡工场之使用工人在百人以上者，即得适用《工场法》。四是外国租界上所有之工场，亦适用于此项同样之时间制。五是速行制定《工场法》。⑦ 同时会议又指出，日本、中国和印度“因气候状况及因事业机关尚未组织完备，可展缓实行此约”。⑧ 即便如此，当时参会的北京政府代表也持反对意见，因“多数之主张如此”而作罢。⑨ 不过，此次事件促发了时人对国内工人工作时间的关注。

另一方面，知识界和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解析工人工作时间的价值，调研工人工作时间现状，确认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必要性。１９１９年，杨荫樾在《时报》发表《八点钟主义》一文，简要说明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意义，并认为“八点钟主义，即是人道主义”。瑏瑡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５日，邵力子在《“八点钟工制”在中国的重要》中指出：“‘八点钟工制’，本不过是劳动问题中间的一个，但这个却是最重要的。”①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星期评论》等都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关注焦点。以《觉悟》劳动节纪念号为例，邵力子为“评论”栏、“随感录”和“通讯”栏撰写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八点钟工制”的成绩》《减少工作时间与人道》以及《学徒和劳动节》，都讨论了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意义与实现途径。而《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包含图片、题词达３９６页，有关工人工作时间的内容尤其丰富。如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一文指出：“‘五一’运动的历史，胚胎于八小时工作问题。”②陈独秀批判了上海厚生纱厂以救济女工为名增加工作时间的做法，讨论了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必要性。③ 特别是《新青年》系统调研国内多地工人工作时间、工资等状况，被时人称为该期内容中“最好”的部分，“都是供人研究的好资料”。④ 这些有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论说，以及对中国工人工作时间现状的调研，推动了八小时工作制主张的广泛传播，工人群体对八小时工作制也有了更多了解。１９２０年上海工人为纪念五一劳动节散发的传单就说：“今天五月一日是什么日子？是全世界工人底纪念日子。五月一日是什么纪念？是‘做工八点钟，休息八点钟，教育八点钟’运动成功底纪念。”⑤由此可见，八小时工作制主张业已成为工人群体的“常识”。而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初步运用剩余价值理论，解析工人工作时间的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的密秘”，⑥确认了工人“减时加薪”诉求的合理性，尝试将八小时工作制置于社会变革的整体中加以思考，又注意到其在实现工人联合中的独特作用，逐渐摆脱了从“人道主义”视角述论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必要性。⑦

从工人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尽管八小时工作制成为人们极为熟悉的口号，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人运动仍处于初级阶段。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８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发表劳动纪念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地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他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唤起中国工人的觉悟。我们各业工人团体的目的，是在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智识，表明中国工人的人格，丝毫没有政治的意义。”⑧正如这一宣言所表明的，此时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也只是陈独秀所说“劳动者觉悟”的第一步，即“要求待遇改良”，距离第二步觉悟即“要求管理权”尚远。⑨ 更何况，即便是宣传八小时工作制也屡遭北京政府及军警的禁止，使人们认识到工人运动不应止于争取经济利益。李达就认为，要实现劳动者的解放，“非根本的改革社會组织不可”，“所以‘五一’运动的目标，不专在获得八小时工作的条件，乃在积极的努力准备奋斗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工人开展初步的“减时加薪”運动，增进了知识分子与劳工的联系，为工人的组织和动员奠定了基础。早在１９１９年，李大钊就指出：“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才能“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公开征求会员，第一次全面统计时会员为１１８人，其中工人有２３人，研究会主要活动之一即是开展劳动运动研究，并派会员前往唐山等地组织工会。① 由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初期工运工作也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支持工人进行经济斗争。② １９２１年前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宣传工作就集中于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时，使之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③ 这些宣传和组织活动，使工人将八小时工作制从一种域外“知识”，变为争取自身权利的目标。１９２１年４月１７日，津浦路机务处工人段长寿等１７人给京奉京汉京绥津浦沪宁等铁路工人的信中就说：“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工人都是至多做八小时的工作，咱们也只能做八小时的工作。”４月２１日，上海机器工人致信天津机器工人的信中也指出：“我们此后也应当和世界各地工人一致主张严守‘八时间制’，并且同时应取得星期日和其他例假的休息（休息不能扣除工价）。”④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推动下，聚焦“增加工资，缩短工时”问题，促进了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的自觉性，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动工人运动奠定了较好基础。

二、“最低限度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即将推动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则是着力点之一。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以及工人运动零散的现实，中共一大决定集中“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⑤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则是承担此重任的机构，⑥尽管联合劳动者使之有“阶级的自觉”的定位非常清晰，但对具体实施路径仍不明确。同年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指出，劳动联合不仅要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实现“减时加薪”，还要养成阶级自觉，实现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⑦ 此论明晰了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基本路径，即以罢工手段实现工人“加薪减时”的目标，进而养成阶级自觉，实现阶级联合。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陈独秀再论八小时工作制和星期日休假是工人运动开展的前提。⑧ 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确认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运动中的关键作用，对早期工人运动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