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数字化 政务 直播 官僚制

一、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化、技术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政务”的模式逐渐成为我国政务发展的重要趋势。①而随着全民直播热潮的高涨，直播已然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播＋”开始出现在各个领域，“政务＋直播”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大直播平台中，政务直播逐渐成为部分公务人员、政府部门的新型办公方式。目前来看，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公务人员等开始陆续入驻抖音、快手等主流直播平台，以实时直播形式进行各种政务政策宣传、推广和实施，开展官员助农直播带货活动，并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成效。

随着政务直播的陆续出现与普及，学术界也展开了对政务直播的关注与研究，目前来看，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政务直播的积极意义与功能价值。相关研究表明，政务直播是政府部门在数字化背景下的新型政府治理机制，②有利于促进民众与政府间的互动。③不仅如此，政府官员直播带货也是一种创新的贫困治理方式，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等等。① 抖音、快手等主流的直播平台开始成为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展开数字化转型的新阵地，“政务＋直播”的模式逐渐发挥出一系列积极的功能与价值。例如，当前比较流行的以官员为主播的助农直播带动了地方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②部分警察作为主播身份也在抖音直播中取得了较好的反诈宣传效果，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官方反诈ＡＰＰ的下载与推广。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直播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务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将会尝试应用政务直播，以此适应数字社会发展趋势。

吊诡的是，部分政务直播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还比较容易面临一些消极的网络舆论，网民们时常会围绕政务直播展开争论，从而在网络社会中形成了舆论两极化的现象。以反诈主播老陈的案例为例，警务主播老陈在抖音平台中的反诈宣传直播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反诈ＡＰＰ的网络宣传，并获得了很多的积极舆论，然而，在嘉年华事件后快速引起了相当激烈的网络争论，舆论两极化现象十分突出，频频登上微博、抖音等热搜，一度成了网络社会中的热点现象。再比如，通过对抖音政务直播的观察发现，部分公职人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取得优秀带货成绩的同时，也时常会遭到部分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可以发现，尽管政务直播具有相當多的优势，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功能，但部分政务直播仍然可能引起各种“非议”与“质疑”，比较容易受到消极舆论的抨击，并在网络社会中形成舆论争议，从而影响政务直播的进一步推进。

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政务直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认为政务直播在制度和服务方面面临困境，③政府官员需要规范直播行为，④创新直播形式⑤以及遵守适度原则，⑥等等。这些研究给予政务直播相关研究一定的启示与贡献。但与此同时，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现象的描述，缺乏理论层面尤其是社会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对政务直播本质的系统化分析有待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概述当前我国政务直播中存在的舆论两极化这一较为“吊诡”的现象，借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挖掘部分政务直播比较容易引起消极舆论的内在原因，并尝试提供一些破解路径，从而塑造更加积极的网络舆论环境，以此助力政务直播高质量发展。

二、“吊诡”的现象：政务直播的两极化舆论

１．积极舆论：作为风口的政务直播

政务直播的优势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建立在直播之上的新型数字化政务模式，有利于强化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即时沟通与互动，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务宣传效率，促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来看，以直播带货和政务信息宣传为主的政务直播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认可，成了一种促进政务发展的创新形式。

当前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中的政务直播主要以带货和政务宣传这两种类型为主。第一种类型是政府官员作为主播，助力地方农产品直播带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２０２２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的健康发展。由地方政府部门牵头的乡村直播带货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快发展。⑦ 当前的政策与实践均证明，政务直播＋公益带货的模式凸显了政务直播的积极经济功能，尤其在脱贫攻坚、①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作用显著，具有公益性质的政务直播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因此，在不少政务直播间以及相关评论区，经常可以看到网民发出类似“支持县长”“家乡的骄傲”“为老百姓做实事”“造福百姓”等弹幕与评论，营造了良好且积极的政务直播舆论，②同时也增进了网民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互动和“面对面”交流。

另一种类型是政府工作人员通过直播来展开政务宣传与推广工作，以政务直播＋政务信息宣传的模式，极大提高了政务宣传的效率。例如，近年来在抖音平台“出圈”的反诈直播吸引了大量网民的关注，促使抖音平台兴起了一股反诈热潮；厦门工信局的“直播带策”活动吸引了超２０万人的观看等。③ 在不少网民看来，“政务＋直播”的模式具有比较强的创新性与趣味性。在直播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背景下，不少政务部门开始借助直播展开各项政务宣传工作，并取得了比较好的直播效果与宣传成绩，吸引了众多民众的观看与点赞，收获了良好的网络舆论，使得直播成了推动政务数字化转型的“风口”。

２．消极舆论：作为风险的政务直播

然而，吊诡的是，政务直播尽管在政务宣传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但仍然容易引起部分网民的抨击和批判。通过对抖音政务直播的观察发现，政务直播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消极舆论和舆情风险。④ 在直播过程中，作为主播的政府工作人员“稍有不慎”便会引致较为激烈的网络舆论纷争，从而削弱政务权威性。目前来看，针对政务直播的消极舆论主要围绕直播合理性以及直播行为这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政务直播在直播合理性方面容易引起舆论争议。在部分网民看来，政务直播本身是一件不值得提倡和推广的事务，政府工作人员不应该参与直播。通过对抖音政务直播的弹幕和评论区观察发现，部分网民认为“身穿制服的公职人员不应该直播”“不提倡官员带货”“官员应该干正事”“作秀而已”等，对政务直播持有批判态度，政务与直播被认为是互斥的关系，由此形成了政务直播的消极舆论。与此同时，在百度搜索“县长直播带货是好是坏”这一词条，会出现各种类型的辩论；在抖音政务直播的评论区，也时常看到各种关于政务直播“是好是坏”的热议。透过这些对政务直播持负面意见的评论发现，部分民众对政务直播本身持有一定的消极态度和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政务直播在主播的直播行为方面容易引起消极舆论。通过对抖音平台中政务直播的观察发现，作为主播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旦在直播的过程中产生“不符合民众期待”的行为，很容易引起部分网民的质疑，从而产生舆论两极化的现象。例如，一旦政务直播间没有关闭打赏功能，亦或是频繁号召点赞、关注、购买等行为，部分网友便会发出类似“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输给了礼物”“还不是为了钱”“想当网红”等具有一定抨击性和嘲讽性的评论。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发出“做好自己就行”“好人难做”等支持性的评论，由此在网络中产生两极化辩论。不仅如此，如果官员在直播过程中言语不当，很容易引起诸如“飘了”“露出本性”“虚伪”等消极舆论的抨击。可以认为，政务直播的舆情比较容易在网络社会中引起消极舆论的抨击。

值得思考的是，当前政务直播在提升宣传效率、助力乡村发展等方面已发挥有效作用，但为何部分民众对政务直播本身持有比较消极的态度和偏见？与此同时，尽管政务直播更多的是受到认可，但为何政务直播的舆论如此脆弱和不稳定，“稍有不慎”便容易引起消极舆论和网络争议？为了解读和阐释围绕政务直播而形成的“吊诡”现象，本文尝试反思性借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政务直播的本质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探索政务直播容易产生舆论两极化的根本原因，挖掘政务直播的内在矛盾。

三、“政务”ＶＳ“直播”：政务直播的四重内在矛盾

从官僚制逻辑来看，“政务”与“直播”之间存在一系列的内在矛盾，使得政务直播容易陷入吊诡的两极化网络舆论争议中。官僚制逻辑指的是在政府制度基础上产生的稳定的运作形态。① 在关于官僚制的论述中，马克斯·韦伯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尽管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大差异，但关于科层制等的相关论述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对该理论进行反思性借鉴，思考政务与直播之间的关联，发现政务直播主要存在包括政务的“神圣化”与直播的“世俗化”，政务的“神秘化”与直播的“公开化”，政务的“制度化”与直播的“个性化”以及政务的“无私化”与直播的“逐利化”等四重内在矛盾。

１．政务的“神圣化”与直播的“世俗化”的内在矛盾

政务直播中的“政务”与“直播”本身容易存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内在矛盾，使得政务直播比较容易在网络中遭受各种争议与质疑。韦伯认为，从官僚制的视角看，官员的实际社会地位往往是最高的，②社会中存在一定的“官民”阶层区隔。与此同时，传统国家的信任机制实际上依靠的是将政府和官员进行神圣化。③ 在官僚语境下，从身份区隔和国家治理的层面看，“官”以及他们负责的政务具有一定的神圣化特征。事实上，“公职”与“神圣”之间的关系自古便有之，有研究发现，我国传统衙门挂的“明镜高悬”牌匾便凸显了一定的神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