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海外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母亲陈卓仙，不仅是位诗人，而且写的是风格殊异的理学诗，身后有《思复堂遗诗》传世。近世的佛学巨擘欧阳竟无曾以“蜀奇女子”属陈女士，称赞其诗“悲天悯人而不碍其乐天知命”。“能诗”之外，对其德行评价尤高，所谓“能诗以才调见长者，奚足望其项背。夫人之德，古所难能”。又因“佳嗣如君毅，能学圣学”，进而认为其风仪可以“直接孟母之贤，岂陶母、欧母之所可毗”，简直就是历代贤母的标杆。陶侃之母、欧阳修之母都当让一头地，只有停机、三迁而教子的孟母才可以比拟了。这段评价，正是出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阳竟无为唐君毅的父亲、英年早逝的唐迪风公撰写《墓志铭》时所为。

囿于时代以及父辈的偏见习俗，陈卓仙幼年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认字写字包括作诗填词基本都是依靠自学。年甫十八即出嫁，之后除有两年时间任职四川简阳女子师范教师、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图书馆管理员和女生训育员以及短期负责民间私立敬业学院的女生训导之外，余皆尽瘁于操劳家务、教子成人，以家妇令母的身份度过一生。她居然能获得“蜀奇女子”这样的至评，实属罕见。而于这一至性古德的养成，除天资卓越不肯自弃之外，实事求是讲，成就其人格质地最重要的因素，应当首推她有幸嫁给了“夫妇如师友”、对她护爱有加、一生期之以道的丈夫唐迪风。这一点不仅鲜明体现在陈卓仙的诸多诗作中，也体现在唐迪风因染时疫突然去世之后，她亲自撰写的《祭迪风文》中。

1931年5月10日，彼时年仅四十五岁的唐迪风的因病辞世。他身体原本颇为强壮，只为故里亲属因事急要其返乡商议，而彼时故乡正流行瘟疫。只身返回的唐迪风不幸染疾，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有效医治，卧床数日后即辞世。也因此，这篇祭文中，陈卓仙首先用相当篇幅刻画了未能陪同丈夫一起还乡致使其独丧异地的痛悔之情：

大嫂临危，属家事于两弟。两弟急于星火，不惜千里迭电促君归。君不忍负两弟意，两弟之两电，则不啻为君之催命符也……前日数阻君归。君曰：恐无以对两弟。不去，心反不安。且难得与崔、卢先生同船，借可顺游峨眉。我复请君：我与至儿分一人随君。君言：我二人易病，不如君一人去为愈。不得已，听君径去。

实际上，唐迪风此行并未能趁愿游览峨眉，他因一路护送冯姓、胡姓两位女生，无法得便与诸人同游。达到宜宾后，“又特为二生待轮船，留城中四日。复亲送二生上船后，乃于端午前一日回乡”，而且“当送二生时，君痔疾大作，步行甚苦，且往返数四于炎日之下”。陈卓仙由此伤心写道：“呜呼！我何忍卒闻。彼时我与至儿或随君，当不使君如此忍艰耐劳，中途则脱然共诸人游矣。孰知君为保我等之安全，置己身于不顾，而致罹斯疾也。呜呼痛哉！吾君此次之行也，无往而非我之咎。每一念及，恸极椎胸，悔之莫及矣！”

此处所言“至儿”即二人的次女唐至中，当时已近高中毕业，因唐君毅此时正在外地读大学，她便是留在家中最大的孩子。而也正是在父亲遽然去世之后，懂事的至中毅然与长兄君毅一起承担起扶持年幼妹弟的家庭责任，自己虽放弃了读大学，却使得妹弟均在战乱频仍中陆续完成了高等教育。长兄君毅也因此一直十分感念二妹之贤孝，之后曾多方介绍当代硕儒名彦如熊十力、梁漱溟、欧阳竟无、李证刚等人于妹，令师事之。

唐迪风初字铁风，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五月十七日，遗腹子且无兄弟姐妹，事母至孝。1904年中乡举末科秀才，后曾就学于成都叙属联中及法政专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