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疾病英勇顽强地搏斗之后，天瑜还是走了。我从此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中国学术界从此失去了一个一流的学者，中国这片土地从此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人物。

我跟天瑜都是1942年生，我比他大兩个月，我们都毕业于武昌实验中学。我们是三观一致、无话不谈的朋友，但真正开始频繁交往是2008年我从海外回汉定居以后。这十五年中，我亲眼看到他如何视学术为生命，如何把一点一滴的时间都挤出来用在学术上。我衷心敬佩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精力贡献给中国学术事业的学者，而且极为勤勉，几乎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浪费。像他这样勤奋的人我还没有见到第二个。天瑜其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喜爱音乐、绘画，他能吹很漂亮的口哨，能在瞬间捕捉人物外貌，画出形神毕肖的速写，他曾给许多文化界人士画像，积有一本《学人侧影》。但他真正全力以赴的是学术，我想不起他有别的世俗爱好，连打牌下棋都没有。唯一例外的是看足球世界杯赛。他对最近两次世界杯赛前八强的预测无一失手，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只是一个“伪球迷”，他自己从不踢球，只是纯粹地观赏而已。看足球世界杯赛，大概是他晚年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娱乐，而竟又如此短暂。这一次卡塔尔世界杯赛他是在住院的时候撑着病体，一边看一边评的，几乎是一看完就在与病魔的搏斗中与世长辞了。2016年初夏，他查出了结肠癌，并且已经扩散，医生认为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月，而他坦然处之，一边治疗，一边仍然勤奋地工作。这几年里，他先后出版了《“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中国思想家论智力上古神话纵横谈》《月华集》《明清文化史散论》等若干本极有价值的著作，并把他家藏的极其珍贵的古今名家的字画、信札和历代钱币无私地捐献给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在这两所大学里成立了“冯氏捐藏馆”。一直到生命最后两三年，他又写出了《周制与秦制》这一部七十余万字的皇皇大著。正如他的夫人刘同平女士所说的，天瑜是用一辈子的生命干了两辈子的事。像天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此勤勉的奉献者，可以说举世少见，完全可以当得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大字。

天瑜的研究领域是文史哲，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海内堪称独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