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作家中，收藏、阅读古书的水平和数量，能够与孙犁先生相提并论的不多。可是，他老先生却未曾读过私塾，而是洋学堂出身，他之于中国的旧学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化，有着一个排斥、徘徊、接触、补课、热烈以赴到水落石出的过程。

1919年，孙犁七虚岁，入初级小学，“系洋学堂，不念四书，读课本”。

1924年考入安国县高级小学，课余的阅读集中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和儿童读物方面。

孙氏并非书香之家，没有什么藏书，但孙父很有些老观念，他从学徒做到掌柜，能写一笔好字，很希望自己的独生子学有所成。在他的心里，“学”就是大半生耳闻目睹的“读古书”，虽然那时大清已经覆亡，科举早已取消，可是社会上“读古书”的流风遗俗仍在。

在安国县，他请了一位潦倒的秀才给儿子作课外教师，专授古文，讲《古文释义》，老秀才还在集市上为学生买了一部《诗韵合璧》，但学生“未能攻习”，“究竟他怎么讲授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安国县清初曾出过一位古文家刁苞，故居就在孙犁寄居的胡姓干娘家对门，父亲借来刁的文集给儿子看，“我对那种木板刻的大本书，实在没有兴趣，结果一无所得”。

就读保定育德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孙犁一册上海大达图书公司排印的《曾文正公家书》，附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叫他认真读。那时孙犁已经开始阅读革命书籍，对曾国藩等人反感，再则他自幼赏读书刊的起点就很高，瞧不上“大达”之流印制低劣的一折八扣本，于是回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拒读。

早年来自父亲的中国古文化的输入，孙犁没有接受，但他已初步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不可能永远排斥旧学，何况在课堂上他已领略了《庄子》的妙言、《韩非子》的文势，古文习作屡得好评。

人生总是有矛盾。那时候孙犁的阅读虽以革命的、白话的书籍为主，然而私心里又常常以“自幼上的是洋学堂，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总觉得是个遗憾”，“一直想补上这一课”。

直到晚年，他还不止一次地提到那时的“遗憾”：“我小的时候上的是‘国民小学’，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一个缺陷。中学时我想自学补课，跑到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四书’，没有能读下去，就转向新兴的社会科学去了。”

实际上，孙犁中学时买过两部“四书”，一是上面说的商务的大字排印本，还有一部是坊间石印本，都未读完。《史记菁华录》也是买来没有读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认真“啃”过，硬啃，而“对一些词，如《南唐二主词》、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发生了兴趣，一样买了一本，都是商务印书馆印的学生国学丛书的选注本……接着，我读了《西厢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