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月23日，是我国英诗汉译界颇负盛名的杨德豫先生的忌日。2023年这一天，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周年纪念日。十年来，总想写点什么来纪念我这个师长般的朋友，但几次又把笔搁了下来。原因是担心自己这支秃笔，不能写出这位文化巨子于万一。

我自觉下放到大通湖的那段时光是本人此生的高光，其中之一，是有幸结识了这位杨德豫先生，并与他做了近四年的同事。更有幸与他同教中学语文，常常请益于他，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初次见到先生是在1969年元月，我们二分场各队冬修任务是疏通河坝至老河口那段河道。他是四队职工，我在一队接受再教育，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两队劳力都共同吃住于二队。晚上就同在二队的大会议室（其实就是一间大一号的茅屋）摊个地铺，只求把身子放倒就可以了。那场合的吵闹，可想而知。大声的叫喊、小青年的追打，夹杂着劣质的烟草味。却有一个中年人的地铺就摊在最中间，正心无旁骛地看一张《光明日报》。有人告诉我，那个看报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江声，他是著名的翻译家。室内是一只大约二十五瓦的灯泡吊在中央，我想，先生把地铺摊在房中间，取的就是多一点灯光。从天黑到大约晚上十点，有三个小时左右，所有土胡子（当时农场职工自命的称呼）打闹过了，房内逐渐归于平静，工地负责人宣布熄灯睡觉。先生把报纸翻来覆去，好像把每个字都读了一遍，也才倒头睡觉。

此次冬修进行了十天左右，每天晚上，他都是如此。让我十分惊异的是，先生大隐隐于市、闹中取静的功夫和定力，没有十年八载乃至是童子功的修炼是很难达到的。

虽然有近十天的交集，但先生几乎不说话，显得有些难于接近，所以我与先生没有接触，就各回自己的队出工了。

可先生的相貌被我牢牢记住了：高高的鼻梁，两个眼窝有点下陷，直挺而高瘦的身材，步姿很有军人范儿。

二

后来，我把我现在的妻子处成了女朋友，她和先生是一个队的。于是，我到二分场四队的次数就多了一些。她们几个女孩就住在先生同一栋红砖墙但盖着稻草的房子。因为那是队上为单身汉盖的。我奇怪先生为什么没带家属来农场，她们让我上先生房子里去看看，说他的墙上贴着他的家史，但终觉有失礼貌，未敢贸然闯入。

显然她们是看过那家史的。从她们口中，我渐渐得知，先生是我国史学、文字学、金石学巨匠杨树达的哲嗣。杨树达先生一肚子中华传统文化，先后在湖南一师、湖大和北师大任教授，曾是毛泽东的老师。师生之间很有亦师亦友的情分，1920年还共同代表湖南民众北上北平参加“驱张运动”。直到1956年杨老先生病重，毛泽东写信慰问，并附上五百元慰问金。后到长沙，还亲临医院看望。另外，杨先生还告诉我，他老父亲评价一个人的文化功底，就只看他能背多少“四书五经”等古文。因这一点，文坛巨匠鲁迅先生都未能入他的法眼。有这等家学渊源，加之庭训颇严，因此，作为他的儿子，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不好都难。

先生曾就读于湖大、中央大学，遵父命学习历史专业。因实在不想在故纸堆里做书虫，竟不惜违抗父愿北上转入清华大学，拜在我国英语翻译泰斗冯至门下，学习英语相关专业。但大学未读完，1949年参军南下，担任过中南军区、广州军区报纸编辑。他的女友也是个热血大学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捆绑丢入长江。为纪念心上人的牺牲，他后来把自己的笔名写作江声。

三

我和先生有个共同的朋友叫白景高。老白和我一个队，满身文学细胞，“文革”前在《湖南文学》发表了好几篇小说，对先生也是恭敬有加。我不仅常从他口中得到先生的很多消息甚或是趣闻逸事，更通过他终于走近了先生。去到四队，总要到先生那儿报个到。我女友再三嘱咐我，闲聊莫要超过三分钟，不要耽误先生太多学习时间。那年月，我们尚无固定工作，又比他小了十多岁，面对渺茫的未来，都放弃了学习。先生的学习劲头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我一直藏于心底，一天工休时间，我和老白在一起抽喇叭筒，便问老白。老白说，他呀，那是与生俱来的爱好，不让他看书，那会要他的命！

后来，我到场部“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助勤，之后，又去了河坝学校，到二分场四队去的机会就少了。不久，河坝学校的英语老师调离了，为顶这个缺，他也来到河坝学校。从二场四队到河坝学校，少说也有十公里地，他竟是用牛车把自己拖到学校，然后再把牛车送回队上去。据我所知，队上有好多他的青年粉丝，随便吆喝一声，那些青年人就会蜂拥而至，他那点行李还不够他们扛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怕麻烦别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到一个中学来任教，竟是自己赶着牛车而来。

匪夷所思的是，先生的英语课竟不被学生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