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指出，战争是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社会生产活动也愈加复杂，寄生在社会生产之上的战争也随之呈现复杂化的形态。在战争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作战指挥不论形式还是内涵，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现代战争作战指挥复杂性发展，给各级指挥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是现代军队面临的重大课题。

作战指挥的演变：从简单到复杂

战争的原始时期，由于军队规模很小，兵种结构简单，作战指挥活动也是极为简单的，当时的指挥者是指挥员与战斗员的复合体，夏朝少康复国时，仅有“方十里之地和五百之众”，当时的兵力规模可想而知，而指挥的方法也是统帅选定攻击的目标和时间，进行誓师，然后带头冲击。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使用兵力约5万人，到了战国时代，交战双方动辄使用数十万部队的战例比比皆时，军队的兵种也发展到了步兵、车兵、骑兵和舟兵，由于当时作战方式以军阵为主，部队集中配置，作战地域较小，作战指挥模式较为简单，战前由国君或主将召集幕僚研究作战策略，战时主将立于高处通观整个战场，利用鼓、金、旗等简易工具发出信号指挥部队冲击、后退、变换阵形等，全军之中事实上只有一个指挥者。

到了近代，西方军队由于规模扩大，火器大量使用，战术的不断发展，使战场范围得到极大扩展，作战形态更加复杂，主将一人渐渐无法完全指挥控制部队，于是“个人指挥”就演变成为“团队指挥”。17世纪30年代，瑞典古斯塔夫二世成立类似参谋机构的“军需总监部”，拿破仑时期，法军成立参谋处并设立参谋长一职，指挥的基本方式是参谋部辅助主将指挥全军，在总司令之下的各级军官只是作战命令的执行者，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指挥官。随着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最高指挥官及其参谋机构也无法指挥全军，于是，将军队编组成更加复杂的层次结构，全军编若干军团，军团内辖若干军，军辖若干师，师辖若干旅，旅辖若干团，每一级指挥官，都有了相当大的指挥权限，作战指挥变成由各级指挥机构组成的树状结构的指挥体系完成的复杂任务，各级指挥员采用逐级授权的方式将指挥任务分配到整个指挥体系之中。在具体指挥时，每一级指挥员都要负责对下级实施指挥控制活动。

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电报、电话、电台等电信指挥工具的运用，再加上作战地域扩大，作战方式更加复杂，使营、连、排等分队指挥员也开始运用这些手段完成指挥任务，使指挥体系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指挥信息系统的出现，作战指挥又实现了一次飞跃式发展，基本方向就是使班、组甚至单兵都通过系统进入指挥体系。指挥信息系统也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军事装备，需要花费巨资进行建设，同时使用庞大的组织机构来对其进行运行与维护。在指挥信息系统的支持下，作战指挥业务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复杂，陆、海、空、天、电全域的侦察探测，人机一体确定作战方案，进行复杂的战略、战役、战术协同，组织后勤保障，并利用系统对高度分散的诸军兵种作战单元进行控制。

作战指挥复杂性演变的根源

从本质上看，作战指挥的复杂性演变，是由战争的复杂性决定的，战争由简单变得复杂，本质上则是由社会生产从简单向复杂变化而决定，具体来看，现代作战指挥的复杂性演变是由战争规模、作战空间、作战要素、作战速度和复杂战争系统的不可预测性决定的。

规模 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由于人口数量有限，战争规模也相应较小，随着国家之间不断兼并，国家变得越来越大，导致军队规模也不断扩大。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时，使用兵力约5万人，到了战国时代，大国往往拥有近百万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