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理论是胁迫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和主导性军事政策的威慑理论发端于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威慑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循着一条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不断演进。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核威慑理论的重要性有所下降，相应地，常规威慑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无人机是当今高科技常规武器之一，也是一种低成本武器，无人机降低了冲突或潜在冲突的经济成本、生命成本和政治成本，不符合传统威慑理论对威慑条件、威慑可信性的要求。但无人机能够长时间、持续性参与冲突，能够精确袭击目标和能够拉大无人机威慑方和威慑目标的成本差距而确保无人机威慑的可信性。无人机这一高端武器能够应用于威慑领域，且对传统威慑理论提出挑战。

传统威慑理论的发展：从核威慑到常规威慑

根据英国学者劳伦斯·弗雷德曼的界定，战略胁迫（Strategic coercion）是指一国通过威胁使用武力，影响另一国决策的行为。具体包含威慑（deterrence）与威逼（compellence）两种战略。前者是指通过武力威胁吓阻对手不要做某事，目的在于维护现状，后者是指通过武力威胁迫使对手做某事，目的在于改变现状。两者中，学者对威慑理论的研究更为广泛、持久和深入，在国际政治学科中已形成一套完整而详细的威慑理论。有关威慑的朴素思想，无论在东西方，古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系统的战略理论和主导性军事政策，威慑理论却是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冷战的开始而产生，并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攻击之后，纳德·布罗迪等人通过对这一新的国际现实观察和思考后在《绝对武器：原子能与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了威慑理论的基本思想。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核威慑理论的第一个政策结果。此后冷战的40余年里，威慑理论成为美国制定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的基石。

威慑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循着一条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轨迹不断演进。导弹技术、人造卫星技术以及其他能够运载和监测核武器的新技术的发展都会影响到核威慑理论的发展，促使美苏在对峙的冷战中达到“核平衡”。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核威慑理论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托马斯·谢林和基辛格等战略家对核威慑进行深入研究。战争升级理论、确保摧毁理论等概念相继问世并成为核威慑理论的核心概念。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受美苏军事对抗、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美苏两国不断进行战略调整，美国的核威慑研究陷于停滞乃至衰退。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苏联军事上的强硬使得美国急需重振国家威望，威慑研究重新受到重视，核威慑理论进入重新振兴阶段。

冷战后，两极格局解体，再没有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变化，推动了美国核威慑思维的演变，核威慑理论的影响力再次下降，常规威慑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任务，是以高技术常规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预防、慑止和打赢大规模战区战争。常规武器在军事革命中不断走向高技术化和智能化。从整体上看，常规武器已经取代核武器成为军事威慑的主要手段，拒止方式也已经取代报复方式成为实施威慑的主要方式。海湾战争结束后，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威廉·佩里总结“沙漠风暴”行动时说：“新常规军事力量为美国增添了一整套慑止战争的有效能力，尽管它比不上核武器的威力，却比核威慑力量更加可信。”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战略威慑所依赖的技术基础发生了改变，信息技术、航天技术以及精确制导技术方面的优势，对传统的战争理论和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引起了传统威慑观念和核威懾观念的嬗变和冲击，使战略威慑的手段更加多样，战略威慑理论向着新的、更趋完整的理论体系方向发展。建立在庞大战略核武器基础上的传统威慑的实际意义并未得到加强，而使用富含高科技成分的常规力量则可以给对手造成严重甚至难以承受的损失，使用常规力量可以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力手段，常规武器在战争中的地位因此日益受到重视。核威慑无法防止其他形式的冲突，如某些地区发生的小规模战争和游击队叛乱、内战、地区国际战争、种族灭绝，等等。核大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其核威慑也缺乏可信性和实用性。

军用无人机对传统威慑理论的挑战

无人机是当今高科技常规武器之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无人机技术向智能化的方向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