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生之，师教之，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教师之于学生，不光教本领，且管生活。

1920年，林语堂获官费至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资格，并答应胡适学成回国后到北大任教的要求。不料到美国后，官费未按时汇至，生活陷入困境，遂打电报向北大告急。不久收到两千美元汇款，使之顺利完成学业。其先后两次得到以北大名义汇款的保证金，各一千银圆。回国后，“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此事直至70年代林语堂回台湾定居后，在胡适墓前才向世人泪流满面地讲述，令在场之人无不为之动容。胡适一生收入丰沃，然去世整理遗物时，发现只有余款153美元。人生价值，以深度评说，而非时间；金钱价值，以使用衡量，而非多少。

其实，胡适体面资助他人的行为早已感染了林语堂。林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在美国出版后，重印多次，仅抗战期间的销量就达25万册。虽如此畅销，他却不肯自己译成汉语，而是交由郁达夫完成之。林语堂赏识郁达夫的文才，以这种方式使之体面地赚得了一笔资金。“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1940年，林语堂致信当时南洋的郁达夫，请他翻译此书。为示郑重与诚意，从美国寄去500美元作为翻译订金，并附上原著所引用的出处、人名地名、成语等两册资料。林语堂的“一稿两投”之招，向来是其生财之道，同样内容，写一份中文，写一份英文，遂可得两份稿费，还不会有道德上的限制。有人赞之：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好到无法译成中文。他译未必如己意，却为助人而弃之，自是花香诗意的存在。

20世纪20年代，罗尔纲自家乡广西贵县来沪求学，先就读浦东中学、上海大学，后转入中国公学。其品学兼优，深得校长胡适赏识。1930年，罗尔纲于公学毕业后，因没有合适工作，胡适便请他到自己家里待机。半年后，胡家迁北京，罗随行，未几，罗因母病回乡，又于1934年春重返师门。为在生活上资助之，且使之坦然接受，胡适请他辅导自己的两个儿子学业，再则帮助整理父亲胡铁花遗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终身难忘，罗尔纲在胡家前后住过五年，“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风骨之士，真我性情，胡适具此标格。

优雅是一种习惯，体面地资助穷学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做法。据曾与胡适在驻美大使馆共事四年的傅安明回忆：“有一天晚上，胡先生在使馆宴客，客散后，他叫我到书房去，交了几封私函给我，托我次日到银行去替他买几张英镑的汇票分别附在这几封信内，然后挂号寄到英国伦敦去。原来他在伦敦的几个门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失业断粮，他寄去小款，或为他们在英生活费，或为来美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