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最具实力的商帮，晋商在明清时期商贸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可以在当时国内商帮中称雄，而且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从明末到清初，晋商在我国商界活跃了近五百年，无论是活动区域还是经营范围，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研究晋商，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寻，更能深挖其社会意义与现实价值。

商业兴起奠定晋商繁荣基础

晋商能在明清时代崛起，主要是因为其拥有数千年的商业底蕴、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广阔的社会关系和多样的商业网络。在明清之前，晋商组织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山西商人作为晋商商帮的前身在许多地区均很活跃。

山西人经商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夏商周三代，依托山西河东地区的盐池，山西商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做起关乎国计民生的盐业生意。秦汉时，山西商人打通了一条北跨长城，横跨西伯利亚，最远到达欧洲腹地的商贸之路，在山西灵石出土的16枚古罗马铜钱（汉代欧洲商人通过这条商贸之路进行国际贸易），是这一时期商业贸易存在的有力证据。宋代，晋北地区属辽国管辖，又紧邻西夏，代、潞、保安、镇戎等诸州，设置榷场或博易场，以马匹互通商市。元代，山西商业在隋唐宋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同、宣府等地商贸活动频繁，各地商人来往运送大量货物。由此，承载两千多年的商道锤炼着山西商人，奠定了晋商在明清两代大兴的牢固基础。

开中制度开创晋商发展机缘

元末明初，全国战火不断，山西由于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一片不可多得的安宁之地。然而山西地区粮食产量不佳，难民涌入，人口的激增对山西的资源环境形成了严重压力。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商业实践，山西商人已具备了扎实的商业基础和丰富的经营理念，生存的难题迫使山西商人必须尽快找出一条致富之路。

明朝初年，元朝的残存势力时而侵扰明朝北部的边境，企图卷土重来。为了加强对蒙古的防御，明朝沿长城东西一线的险要地带，在包含大同镇、太原镇二地北部边疆陆续设立九个军事重镇，史称“九边重镇”。重镇纵贯东西，形成了一条延绵不断的军事防线。边境战火不断，为解决军需供应，明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改进北宋固有的招商代销制度“入中制”，提出“开中制”，即以“报中、守支、市易”三步骤为主体，政府以“盐引”向民间商人购买运输服务的制度。

山西地处九边重镇重要节点，北靠长城，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物资交换要道，占据地利优势。山西商人兼具经商头脑及务实个性，发现“开中制”内蕴含的巨大商机后，通过马驮骡运的方式，持“引目、堪合”，迅速搜集大量粮食运至长城沿线。领取“盐引”后，借河东盐池之便，“募商中盐输粟入边而给以盐引，始行于山西”。晋商抓住机遇，顺时取势。借地缘及“盐粮两利”之优势，捷足先登，迅速崛起，积累资本，开启晋商持续五百年辉煌的历程。

明朝中期，由于多方利益集团垄断“开中制”，造成“盐引”派发量大大增加，超出盐池的产量范围，这样的情况导致大量盐商空有盐票，无盐可领，盐业经营难以为继，明朝税收收入大受影响，“开中制”的继续推行变得十分艰难。弘治年间，明朝政府开始实行叶淇改制，改“开中制”输粮给引贩盐为纳银领引贩盐，这一做法就是将以前官方授权的“盐引”资格改为白银支付。从此商人不需再向北方边镇输送粮食，只向国库缴纳白银即可获得“盐引”。晋商因此失去了边商的优势地位。

为了在逆变中求进步、在困局中求生存，晋商做出了移师江淮、贸迁四方、多业经营三个方面的经营战略。为了方便就地贩盐，山西商人组队南下，甚至直接迁居江淮地区的盐池附近。通过贩盐取得初步的资本积累后，晋商扩大了贸易领域，以“开中制”中的纳铁、纳布等旧例，转向多方位商业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