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州城商业繁荣的原因

代州城商业繁荣的原因，可概括為以下几点：

一、地缘优势为代州城商业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商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雁门关是国际通关大道上的要隘；是内地到达草原、漠北、东北，乃至西域的必经之地；是玉石之路、晋商驼道（亦称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路等）的重要节点；是内地人口向北大迁移必经的关隘；也是一条古代“邮路”。在明代，仅雁门关及其前后就有3个驿站（前腰铺、雁门关、后腰铺）。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代州知州施敬胜在雁门关地利门旁立的《雁门关分道碑》就足以说明雁门关的繁忙和重要性。该碑文曰：“正堂禁示：雁门关北路紧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所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陲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从西路终由。不得故违于咎未便。特示。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吉日立。”这是雁门古道上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交通规则。可以说，雁门关陆地商道是我国古代继“京杭大运河”之后，南北陆地货运的不二选择，而雁门关下的代州城就顺理成章地因雁门关而商业兴旺。雁门关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人流带来的不仅是车流、物流，还有信息流、科技流、人文流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流，给代州带来的不仅是休闲、观光、物物交换、货物的买进与卖出等显性的商机，还有文化的交流、友情的建立、姻缘的巧合、视野的拓展、文化的提升、民族的融合等潜在的成果和人文发展。

二、州城居民阶层的复杂是代州商城形成的客观基础

代州城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远超其他州县，因为其城内有大量的商号、衙门、军营、庙宇等大型机构，而且途经代州的流动人口不可胜数。

明代，代州城的衙门数量达到顶峰。据明万历版《代州志》记载，代州的衙门有布政司、振武卫、考试院、州署、训导署、学政署、养济院、纺织局、惠民药局等大小衙署11所。代州城内另设提督、三关巡抚、督察院、太仆寺、雁门驿递运所、总兵府、户部行司、参将府等军政衙署。此外，为方便班禅喇嘛朝觐五台山，乾隆中期，又在代州城建班禅喇嘛之公所。这些官方机构级别高、人数多，公干和私事消费需求都远比其他州县大。

代州自古为北方军事重镇，振武卫、雁门兵备道（后更名为雁平兵备道）等中央军事机构长期在此重兵驻扎，与此相关联的机构还有太仆寺、边储仓、马厩、草场等配套机构。在雁门关设雁门守御千户所、雁门驿、广济仓、草场等。“太仆”是官名，专司车驾、马驼事务。“太仆寺”即管理马政的衙门。太仆寺就是太仆所在的部门，也就是全国掌管马政的最高机关，相当于现在总装备部主管军车的机关。马厩就是马圈，存放马的圈棚，相当于现在的车库。古代作战主要靠战马，与养马、放马、圈马、喂马相关的机构同属于重要的军队后勤装备机构。明成化版《山西通志》载：“边储仓，凡三所，俱在代州城内西北隅。广济仓，在雁门关城内，以上二仓俱属代州。”“代州草场，凡二所，俱属本州。一在州城东南隅，一在雁门关城内，广济仓带管。”

在清代，代州城设东路营、守备府、参将府、中军都督府等。这些军事机构的军队及其家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客观上需要代州城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军队战时保障和日常消费的商业供给体系。

代州也是庙宇之城。北拥雁门关，南抱五台山，身为宗教福地，代州庙宇遍地。清代是代州庙宇建造的顶峰期。代州有句民谣：“西起极乐寺，东到二虎寺。大庙四十八，小庙数不过。”即便是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代州城的庙宇也有增无减。据《山西通览》载：“本县现有庙宇58所，势力隆盛。”

众多庙宇及数量庞大的僧侣存在及大量佛事活动的举办，对大宗商品和服务的持久稳定供应提出了基本需求。

明清时期，代州城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达，与晋商驼道途经代州、穿越雁门关是分不开的；与蒙藏喇嘛等僧侣由代州城经正下社、峨口，穿越百里寺庙带到五台山也是分不开的。举世闻名的五台山寺庙吸引源源不断的蒙古、西藏以及东北和华北的佛教信徒前来朝觐。晋商驼道和众多蒙藏喇嘛等僧侣的需求，影响、促进了代州城的商业繁荣。

除此而外，途经代州的军旅、羽士、学子、迁客、骚人等穿梭不绝，恰似过江之鲫，这些流动人口在代州城的消费也拉动了代州城商业的发展。

三、能工巧匠的传承是代州城商业繁荣的内生动力

代州自古以来就是“工匠之乡”，其工匠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石匠、泥匠、搭泥匠、木匠、烧砖瓦匠、瓦盆匠，裱糊匠、油刷匠，画匠，毛毛匠、皮皮匠、裁缝匠、靴匠、钉鞋匠，铁匠、铜匠、银匠、锡匠、焗匠，骟匠、麻绳匠、绳线匠、鞍鞯匠、钉掌匠，圈匠、笼匠、罗匠、篦匠、柳匠、编席匠，泥塑匠、髹饰匠，补锅匠、锢炉匠、钉盘碗匠，饸酒匠、压面匠，打饼子匠，剃头匠、正骨匠、扎纸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