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类别，是指古代刻在石碑，摩崖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我国古代镌刻的儒家经典石经，有《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嘉祐石经》《南宋石经》《乾隆石经》等，零星刻经多为《孝经》。佛教刻经在北魏开凿石窟风气影响下出现，其形式主要有壁面刻、摩崖刻、碑版刻、幢柱刻等。现存佛教石经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北京云居寺《房山石经》。

在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奉圣寺南北碑廊内，静静地矗立着百余通刻石，这就是始刻于武周时期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亦称《华严石经》。

《华严石经》基本情况

《华严石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先后有三种汉译本。一是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本《华严经》，也称旧译《华严》或《六十华严》；二是武周时期实叉难陀主译的八十卷本《华严经》，又称新译《华严》或《八十华严》；三是唐般若所译四十卷本《华严经》，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简称《普贤行愿品》或《四十华严》。目前《华严经》保存有多种版本的刻本，而以石经的形式保存的八十卷本《华严经》（以下简称石经）在全国仅存晋祠一例。

晋祠并不是这部石经的原存地。据明《永乐大典》五二〇三卷转引《元一统志》记载：“石经在元代时保存于县西二十五里故城之西三里的石经藏院。”清代学者傅山、朱彝尊、全祖望对石经的描述也证实了石经保存在风峪沟风洞内的现实。1941年为避免日军觊觎，当地民众将石经运至晋祠，从此石经便与晋祠结合在一起，成为晋祠文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奉圣寺碑廊内为满镌首尾完整的八十卷《华严经》，按石经所言“两条成卷”的记载，石经应有160条，连同后世补刻、复刻石，数量应略多于此数。在2021年对石经进行校注过程中，发现其中卷三十七为三条一石，卷四十九为一条一石。所存石经中，其中93条保存基本完好，尚有67块残石。石经形制多为上下一致的方形石柱，也有少数为五棱、六棱和八棱石柱。石柱顶部大多数为平顶，少数呈弧形。文字刻于石柱各面。

石经题为《大方广佛花严经》，与后世广泛使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不同。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编号为P.2314（以下简称法藏P.2314）《进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表》的敦煌写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奈良后期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升须弥山顶品第十三》卷十六中均为“花严经”。在山西应县木塔、河北丰润天宫寺出土的辽藏中也写作“大方广佛花嚴经”。以上文献资料可以说明在时间相当于北宋早期的时候，“华严经”一般写作“花严经”，而二者在义理上并无区别。在太原市崇善寺保存的北宋《崇宁藏》中，已刊刻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其后的南宋《碛砂藏》、元《普宁藏》、明《永乐南藏》等大藏经中，均为《华严经》。

关于《八十华严》的翻译时间，在武则天所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记载证圣元年（695年）三月十四日开始在洛阳大遍空寺内译经，圣历二年（699年）十月八日缮写完成。法藏P.2314也有“圣历二年十月八日依经撰定”的记载。石经第一卷之下译职人员之前撰有“圣历二年九月一日译毕”，这也是我们以前有所忽视的问题。九月一日这个时间早于十月八日，且其中“年、月、日”为武周新字，应无误。从字面理解，缮写为抄写之意，撰定为编定、写定之意。由此我们可以判定“九月一日”应为此经翻译完成时间，十月八日应为抄写完成时间，这也是其他文献记载中所未见的。

华严字母是对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出现的42个梵文字母的俗称。42个梵文字母通过佛经的翻译尤其是《华严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由中国人以汉字译音的形式进行传播。随着《华严经》的广布，42个梵文字母也逐渐从《华严经》中独立出来，发展为佛教唱诵曲目，也成为佛教徒最喜欢的梵呗之一。42个字母在三种汉译本《华严经》中均收录，其中《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在“入法界品”中，《四十华严》在“入不思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中。《八十华严》卷七十六完整地呈现了42个字母，其中“一合”即一个汉字表示一个字母，共33个；“二合”即由两个汉字表示一个字母，共8个，分别为“瑟咤、娑多、娑么、诃婆、娑颇、娑迦、也娑、室者”；“三合”即由三个汉字表示一个字母，共1个，为“曷攞多”。《八十华严》与《六十华严》的不同在于对部分字母的读音进行了音释。石经卷七十六虽残损，但仍可见42个字母中的28个字母，其中12个字母以“反”字进行了反切标音，如“娑苏纥反”，3个字母标注了发声，如“车上声”，与我国元代以前大藏经中多以“反”来标音的方式相同。同时我们注意到按照42个字母顺序，第16个字母石经写为“婆音苏我反”，第24个字母写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