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五环以东17公里，有一处城中村。和所有城中村一样，这里的房屋低矮、人口密集、物价低廉。杂乱蔓延的电线将头顶上本就狭窄的天际分割得更加破碎。唯一特別的是，因为匍匐在首都机场的起降航线下，低空飞行的航班会时不时掠过这片破碎的天际，震耳轰鸣轻易地淹没着地上的一切脚步、交谈，以及狗叫。在北京打工30年的范雨素，租过很多地方的房子，这里是最久的一处，已经住了十几年。

这里紧挨着温榆河，是范雨素最喜欢的地方，没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河边走走。沿河道向北20公里，便是有中国“比弗利山庄”之称的后沙峪。从城中村到别墅区，开车只需要40分钟，公共交通则最少也要一个半小时。这是范雨素每天都要往复的行程，从事家政以来，她的服务范围一直在后沙峪一带，已经熟悉到不通过中介也可以找着雇主了。她每天早上七点出门，路上再换乘一到两次公交，或者先坐七站地到最近的地铁站。

不管公交还是地铁，只要车厢情况允许，范雨素总会找一个靠窗的地方，然后全程把头扭向窗外，她说自己喜欢看外面的风景。可当地铁钻入黑暗的隧道，她仍旧是这样扭着头，窗外没有风景，透过玻璃能看到的只剩下她自己的镜像。

或许，范雨素扭向窗外的头并非真的寻风景而去，她只是借助这种身体姿态为自己创造着一方背向人群的独处空间。因为在与她的谈话之中，总是能反复听到一句话：“我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隐身的人，我不看别人，也没有一个人看我。”

缺电的手机

“在春秋，我是浣纱女/在秦末，我是漂母/故事都一样/一眼千年”——范雨素的诗

出生在湖北襄阳市郊一个农村里的范雨素，本来确实不会被多少人关注，尤其在她20岁那年独自进城之后，就更成了茫茫天地间无人知晓的一张寻常面孔。然而2017年4月24日的一篇文章，却在她平淡的人生中挤进了一段意外插曲。

她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艰辛而潦草的生活。此前她已在这个平台刊发过一篇稿件，阅读量只有五千，所以编辑和她都没对新稿抱太大期望，连标题也没怎么斟酌，直接就用朴素的“我是范雨素”五个字推送了。一开始，范雨素还请同在一个文学兴趣小组的工友帮忙转发，怕看得人太少，对不起平台支付给她的稿费。

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阅读量“发火箭似的”上涨，文章引爆网络。随后，范雨素破旧又卡顿的手机便不停地响起铃声，媒体和读者蜂拥而至，甚至有出版商带着拟好的合同过来，只要签约，当场即付20万定金。从没被人看到过的范雨素，一下子被太多人瞩目了。

“我觉得那篇文章就是一篇普通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关注我，（我和大家）好像是两个宇宙的人，（所以）我就逃避了。”几年后，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突如其来的簇拥，让范雨素感到莫名其妙，也触发了她的“社交恐惧症”。仅仅两天之后，她便留下一条微信称自己躲到了附近深山的古庙里，然后关掉了手机。

事实上，她并没有去什么古庙，就躲在家里，一个人躺在床上读张岱的《夜航船》，照常上街买菜回屋做饭。她只是不想再见任何人，更怕自己话说多了会出错：“（可能）我随口说的一句话，什么意思都没有，（但）别人听了不舒服，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别人，还不如不说。（而且）还担心那么多人来了，肯定有一部分人是恶意的。”这种防备来自经年漂泊的风霜，就在那篇文章里，她已写下过：“我在多年的打工生活里，发现自己不能相信别人了，和谁交往都是点头之交。”

主动的撤离的确让范雨素成功逃脱了外界的“围追堵截”。她又回到了那种无人关注的生活，一切就像是一场刮过就散的沙尘暴，虽然她的名字还会被偶尔提起，虽然总还有一些人记得她。但就像她所说，那些记忆与目光只是来自“知识分子”和“媒体人”。

不过，她也没有完全回到曾经的生活。成名带来了许多约稿邀请，她愿意写的便答应下来，可真的写起来却很是费劲，稿子老是交不出来。为此她不再找全职育儿嫂的活计了，每天只做半天的小时工，下午和晚上都用来看书、写作。在现实的物质层面上，这其实让她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很多，“做育儿嫂的时候一年还能有一点点积蓄，（现在）只有做育儿嫂一半的收入”。但她不在意，能吃饭就行了，“剩下的东西都是虚的”，何况“北京这种地方，存那点钱有多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