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上，一共画了8个人物，黄公望设计这些人物颇具巧思，无论是从身份还是出场顺序，都蕴含了一层世人向往渔樵之乐的含义。画卷自右向左打开，首先出场的一个人经过小桥，走向富春江边的山林深处，这个方向正是其寻秘探幽的方向，他对隐匿在密林身后的富春江充满了好奇。肩挑柴担的樵夫迎着来访者的方向走向树林外，看来是要出去卖柴。四名渔夫，每人一舟，正在江中垂钓。另有两名隐士，一位远远地隐匿在山林深处，另一位坐在江边一处茅亭中，正在看着凫在水面上的水鸟嬉戏，头上戴的帽子将其身份与渔人、樵夫區别开来，应该是在此处隐居的高士。风景秀丽的富春江像是一道天然屏障，将嘈杂喧闹和功名利禄隔绝在外，安详宁静的气氛从画面上散发出来。渔夫和樵夫的生活被赋予了简单、快乐、不谙世事的寓意，成为被生活中的烦恼困扰着的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

古代社会中，有一种划分职业的类型的方式，为渔樵耕读。农耕社会里，“耕读传家”成为标准的社会模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那些农家子想要出人头地的迫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两种职业——渔、樵，本来也是百姓生活最为普遍的两种方式，却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赋予了另一层出世间的内涵，成为困囿在红尘中的众生想要换取的角色。

上古中国，在地理、气候等多种因素的促成下，若干个核心文明的发源地多出现在平原地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发展农耕文明。黄河与长江，这两条河流如乳汁一般滋养出两种文化，北方的黄河孕育了循规蹈矩的儒家文化，南方则出现了以思辨为特征的老庄思想，两者如同一条拉链的两片，互相咬合。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在主流文化的驱使下，会产生强势下的思想背离，一些非主流思想会像久闭的屋舍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可以探出头去调整一下呼吸，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像“渔父”“樵夫”这样具有道家出世特征的抽象艺术形象。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在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渔父和樵夫的形象都出现了，不过此时还是本色出演。《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描写的是渔夫用细长的竹竿在淇水边钓鱼，其实是在思念着心上人的情景。《大雅·板》中有句话：“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意思就是：古人曾经说过，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请教樵夫。刍荛指的就是割草砍柴的樵夫。

被艺术加工过“渔父”和“樵夫”已经不是简单的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草民，而是可以从容穿行在尘世与世外的高人，在历史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真实的人物。

生活中的“渔父”

《吕氏春秋》里讲了姜太公垂钓的故事：“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姜太公通过垂钓的方式得到周文王的赏识，从一介布衣成为一国丞相，这种以隐求仕的方式，被后世认同，多有效仿。直钩垂钓的形象更是作为一种创作题材，频繁出现在诗画当中。

刘伯温是辅佐朱元璋开创大明朝基业的第一谋臣，不仅精通神机妙算、精通治国之道，在诗词方面也颇有建树，流传下来不少佳作，其中有一首《题太公钓渭图》：

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

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这是他年轻时欣赏一幅《姜太公钓鱼图》时题写的五言律诗，字里行间流露出政见和人生态度。昏庸的纣王在歌舞升平、彻夜畅饮的时候，姜子牙正在渭水边独钓。富贵对于刘伯温来说如同浮云一般，他的须眉之间隐藏着流水般的淡泊。第三句，他借用周文王梦到飞熊扑面而得姜太公的典故。商周时期的人有遇事必卜的习惯，文王便为这个梦占卜了一卦，卦象上称文王会遇到奇才辅佐，果然在渭水边遇到了姜子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