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纳汗好！

很高兴12年后你通过公众号找到了我。你说你现在是新手上路，想让我给你提供一些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包括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建议。我想了想，似乎有可谈之处，但似乎又是老生常谈。有没有用处我说不好，就想到哪写到哪，供你参考吧。

我是留校第二年开始带研究生的，第一年分给我一个学生，第二年就成了三个。那个时候，北师大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人数还不少，我记得最多时是一届三十多人。于是那些年，我每年都有三四个研究生进来（其他老师也是如此）。你来北师大进修前后，招生人数已开始往下减了，一直减到现在每年的十二三人。这样，每个老师也就只能带一两个学生了。

说实在话，最开始带学生时，我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经验。加上人少，所以除“规定动作”之外，我也没安排什么“自选动作”。好在我们这里师资力量雄厚，开出的课程多，又个个身怀绝技，即便我这里实行无为而治，同学们也依然可以转益多师，学到本事。

所以有那么几年，我好像更信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道理，像“五哥放羊”一样，对他们不怎么管，而是给他们充分的自由——读书的自由，选题的自由，写作的自由。但同时我也会提醒他们：“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但书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读的。”之所以把这种话说到前头，是因为身居北京，机会多，诱惑也多，如果定力不够，便可能为了几个小钱，每天忙于学业之外的事情了。而如此一来，便耽误了大好的读书时光，是很划不来的。

后来学生多了，特别是也带开博士生之后，便有了所谓的读书会，即每学期选一本比较经典又比较开脑的理论书，大家细读，形成读书报告，然后定期聚到一起，有人主讲，然后讨论，等等。我不知在其他高校是什么情况，但这种师生共读一本书，把书读深读透的做法，在我们这里是有传统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童庆炳老师指导着号称“十三太保”的13个研究生，当时他们就曾以读书会的形式，认真读过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等著作。童老师去世后我见到了他的《艺术问题》等书，发现里面勾勾画画处、夹条子处、写批注处甚多，说明当年他是认真读过的。而能认真读一本好书，不但会使学生脑洞大开，而且也能使老师受益无穷。

而且，更重要的是，假如有学生读出了感觉，或许他的论文选题就有了目标，找到了方向。举个例子，我的一位研究生叫丛子钰的，当年应该是在读书会上读《美学理论》，对阿多诺产生了“恋情”，于是他的硕士论文锁定阿多诺，写他音乐哲学中的“晚期风格”概念。工作两三年后，他又回来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依然是阿多诺，写的是阿氏文学理论与文化冷战的关系问题。阿多诺是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的理论家，一般人很难把他搞定，但丛子钰却先是对他有感觉，后来又对他有研究。这种感觉最初来自哪里？读书会。

有时候，读书会不是在读书，而是在读文章。例如，阿多诺有篇《关于诗与社会的演讲》，前两年我们把它读到了读书会上。读的主要是英译本，懂一点德文的对一对原文。每人负责一段，会下先做翻译，会上有领读，有讨论。这种字字句句落到实处的细读，这种许多时候都要与阿多诺的句子作斗争的苦读，其好处当然很多。如果说它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读得太慢。像阿多诺的这篇文章，译成汉语也就是13000字左右的篇幅，但我们却用了整整一学年才把它读完。而为了拿出一篇像样的译文，我与两位博士生又来回许多趟，修改好多遍，一直折腾了大半年，才觉得总算有了些模样。

因此，当我最近在读霍尔那本砖头厚的文集，读到他的下面这处论述时，确实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他说：

我想提出一种关于理论工作的不同的比喻：搏斗的比喻，与天使进行较量的比喻。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不得不竭力击退的理论，而不是你可以非常流畅地言说的理论。我随后会对文化研究在今天显示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理论流畅性进行讨论。（黄卓越、[英]戴维·莫利主编：《斯图亚特·霍尔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P90-91）

这番说法让我想起当年倪文尖所说的理论陷阱：文化研究变成了一种时尚的学术话语，成为一套掌握了“权力”“区隔”“镜像”“霸权”“身份认同”等关键词之后便可以运用自如的操作程序，以至于“大三本科生就能够大面积地生产颇为‘像样’的文化研究产品”了（《希望与陷阱：由几篇习作谈“文化研究”》，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7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