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年中国新诗编年》（全十卷）由张清华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以十年左右时间跨度分卷，收录了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到2015年百年间一千二百余位诗人、三千余首佳作，呈现了中国新诗史相对完整的状貌。全书每卷设分卷主编并撰有该分卷序言一篇，是该分卷涵盖时间段内新诗发展状况的学术总结。经主编和各分卷主编授权，本刊陆续刊出各分卷序言以飨读者。

世纪末与新世纪之交，构成了本卷基本的时间架构，也生成了诗歌的独特景观。

如果按照文学运动的规律看，1990年代的后期注定是一个孕育着新变的时期，但是“世纪末”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自然也带着某种颓圮的意味。确乎，在这个时间里，诗歌的写作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呈现了一种疲软之态。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其核心的美学，无论是“个体诗学”“知识分子写作”，都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针对性与方向感，随着社会生活的渐趋无中心化，也不再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与先锋意义。

因此，1990年代后期注定是一个常态的写作时期，具有标志意义的写作渐渐稀薄，一代新人尚未登台。与其说是一个“世纪末”，还不如说是世纪之交的“前夜”，因为前夜意味着平静与深沉，有沉睡的意味，而世纪末则有着风云激荡或者山雨欲来的气象。

如果试图分析一下这个时期的状况，首先一个是诗人的文化身份出现了微妙变化。1990年代前半叶，诗人承受着来自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那时他们引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诗人自比，或以海子式的文化英雄自况，都是有理由的；他们以悲情的眼光超然于历史之上，或是扮演着被世俗和消费的魔鬼所围困的末路角色，都显得理所应当。因此，他们的写作中也带上了大历史的背景、英雄主义的气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这些文化的压力都在渐渐消散，生存的场域由政治性的公共空间，转换为咖啡馆、快餐店、卡拉OK这样的消费场所，以及书斋与茶叙的私人场所，因而写作意义的承载，也逐渐狭窄化和失去了根基。某种程度上，诗人的文化身份，正如美国文化批评家丹尼尔·贝尔所说，正在迅速地“中产阶级化”。

这一时期的诗歌格局还形成了“中心”与“外省”的对比。由于中外交流的逐渐频密，居于北京的诗人在国际化的交往中渐渐占据了优势。一些本来居于外省的写作者也逐渐汇聚到北京，或者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类似“知识分子写作”的群落或阵营；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最初是由欧阳江河等诗人提出的，其意在提醒一种写作身份，但在1990年代后期，他们逐渐变成了一种优势，一种在写作的身份与传播的条件上的便利。这样，一些外省的写作者就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不利局面，开始通过强化其自身的“口语”和“民间”属性，来获取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