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劳思光（1927-2012）先生是當代深孚众望的哲学专才，曾长期任教于香港珠海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东吴大学、华梵大学，积二十年之力而成《中国哲学史》，在业内影响昭昭。诗之于他，本是余事，积攒多年亦蔚为大观。劳先生晚年整理出版了《劳思光韦斋诗存述解新编》（后文简称《韦斋诗存》），颇获嘉誉。

这部诗集收入劳先生诗作二百六十三首，其中包括若干少作和新诗、挽联等。或许尚有遗珠散落弟子手中，想来散失不会太多。劳先生虽一生为阿诗，但一向落笔谨慎，不少年份只有一组诗作流传，均衡地分布于生命的自然流程。对劳氏而言，这一诗性书写表现为纯然发乎记录人生的本真性。无论诗词内容还是写作场景，都可看成其生命实感自我表达的素朴需要，写后也即随手置放，既无“应世”之用，亦无“名世”之想。大抵只是基于诗礼传家的古典训练，以及劳氏本身颇富艺术气质的生命形构，方才有此文化显现。

就诗学趣向论，劳思光生前身后，其诗皆大抵被归入理则瘦硬的江西派宋诗一脉。劳氏本人在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也直呈对唐宋诗风的断制好尚，兼备“理境与技巧”的宋诗更为其称赏。劳思光作为甚是看重和追求生命转化的哲学人，看重和追求的诗意，同样也是“精神意”。唐宋诗间的文学旨趣，可以经由他在哲学立场提倡的“情意我”与“德性我”的关系，贞定为：只有“德性我”重建文化秩序的生命感受，才值得成为“情意我”艺术表现的大宗要点。

众所周知，宋诗绵密深雅实得益于晚唐不少，但劳思光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却不惜贬抑晚唐李商隐的“纯美诗”一脉，认为“只算一种技巧成就，并未表现一艺术精神”，他对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更多推崇肯定，因为后者才能体现“诗言志”的“道德性情意”的悠久传统。此论虽然未必能深入玉溪三昧，却颇可备一说。劳氏甚至因此“精神性”的不足，而对历史上的词的表现不如诗而另有微词（《中国文化要义新编》）。

但劳先生于诗艺有天赋的敏感与实践的体贴，他深知理境亦需要“技巧”来呈现。性理之美如何得以可触可摸立体呈现，不至流为面目可憎的魔道呢？劳先生之诗，用典绵密，意象丰沛，实得益于晚唐体尤其李商隐颇多。或许受其伯兄劳榦（字贞一）的影响，史学家劳榦擅诗，在汉简研究之余，尝于一九五八年发表《李商隐诗之渊源及其发展》。二劳关系甚密，亦有不少唱和之作。如一九六○年，题为“庚子冬，伯兄贞一拟过港小留，嗣因签证不顺而作罢，惘然有作”一诗中，劳思光特意提到劳榦的研究“阙文遍注流沙简，逸兴新征锦瑟篇”。可见，即使在理性上排斥玉溪体，却未必不为其风调潜移默化。稔熟玉溪诗的读者很容易发现，韦斋诗用典乃至用韵习惯，都与玉溪诗有着频度极高的呼应。

相映成趣的是，在二百六十余首韦斋诗中，居然有十三首无题诗，另外尚有一些“广无题”诗。论比例，劳氏无题诗实在玉溪之上（六百余首中占十六首）。“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二）此正劳氏自谓“内在气质与心态并非学究”之佐证欤？

中国诗学史上的无题诗传统，广义论之，大抵除了作品普遍具有较直接的自我抒情性，并不容易构成明确的类型。王国维就认为，凡《诗》三百、《古诗十九首》、五代北宋小词之类，皆属“无题”之作。盛唐诗人如陈子昂之《感遇》、李白之《古风》，亦属“无题”之诗。“无题”之谓，一则出于文学滋萌初期作者开口成腔，不必依题成韵；二则出于早期作品属权汗漫不清，统以“无题”名之。实际上这一诗学传统在文学成熟期依然有所延续。例如宋儒张载生平不以诗名，但亦有诗传世，多数皆为拈初句首字为题，就是这类“广无题诗”。宋代及其之后，以“无题”为题之诗数量不菲且体裁不一。诗人身份更是跨度甚大，既有儒者如朱熹，遗民如郑思肖，也有如苏轼、唐寅者，辛弃疾词作在词牌外也有不少名之以“无题”。

狭义论无题诗传统，则往往归属唐人李商隐所开创，并在其身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鲜明代表的类型诗。即使玉溪全部诗作中专以“无题”命名的作品按比不算太高，却最能代表其艺术风格者，历代都视为是“无题诗”与“准无题诗”—清人纪昀所言“李义山有摘诗中二字为题者，亦无题之类”—李商隐自身的“无题”传统也有“广”的一面。从义山本人开始，此类型诗中密布的“美人芳草”“楚雨含情”等丰富象征，即被声称饱含深纳政治隐喻，不少富有索隐精神的研究者还致力于还原落实其中的有所“寄托”，徐复观就写过《环绕李义山锦瑟诗的诸问题》。但究其接受史实际，“无题诗”能吸引当时与后世读者的主要原因，很多时候并非基于“寄托”的具体内容，而是其惝恍迷离的意境、丰艳雍容的意象，甚至不必讳言其设色男女的意绪。故晚唐之后，效法义山“无题诗”者可谓兵分两路，强调“寄托”、用典绵密、一脉发展成为宋诗派的主流；强调写情、意象华美一脉虽不易被视为正宗，承继者却代不乏人，叶嘉莹认为后者的选择“无题”又有“不可说”与“不能说”两种向度。直至晚清与民国，此风不仅犹未消歇，且在转进之后有所加强。

张灿辉教授曾著文遗憾自己的劳老师一生问学，少论死亡与情。关于死亡，尚勉强找到一九五○年一篇短文《死亡的正反观》，至于“对爱情的哲学分析”，却是“的确阙如”，并推想这是因为身为儒者的劳氏认为爱情是“不值得探究的男女私人问题”“是故自孔子以降，中国哲学传统中，并无任何哲学家如柏拉图般将爱情视作严肃的哲学课题研究。劳先生似乎并不例外，对爱情并无多费笔墨”（《不朽与不息：劳思光的言外之境》）。本文则认为，所谓劳氏缺席“对爱情的哲学分析”，除了“不值得探究”这一可能取态，另外必须考虑到，在并非“学究”的劳氏看来，爱情是否并不适合进行“哲学分析”？自孔子以降，中国哲学传统针对“情/欲/理/性”不也是有着严密的层层深析？这种氤氲的精神或调性，在劳思光的诗作，尤其无题诗中，有着特别的呈露。

二

《韦斋诗存》第一首“准无题诗”，是作于一九五六年的《画中》：

画中浑欲唤真真，眉黛分明识旧颦。

已绝此生偿债念，早知前命负情身。

江流日夜年华逼，歌馆楼台姓字新。

争怪樊川诗笔嬾，扬州梦尽是残春。

因诗集编就于劳氏生前，注释者多为其门下同事，难免有“为长者讳”的考虑，这首诗的鉴赏部分就写得拘泥不当。其实，无论用典的“偿债负情”“扬州春梦”，还是画中人“歌馆楼台”的职业暗示，大抵可见劳氏少年亦如彼时贵介子弟之流连笙歌。这并非孤证。接下去一首《赠史韵芬》即是又一注脚。艺名“白光”的史韵芬为劳氏初见，正是抗战胜利后劳氏北上就读北京大学之时，所谓“津门旧记接香尘，十载星霜忆尚新”云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劳氏见到睽隔已久的表兄檐樱（程靖宇），赠诗中提及“鸿泥劫后记犹难，画里婵娟忍再看”“长街燕子巢应旧，檀板红儿曲已阑”，或是更直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