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认识了荣新江教授，又由荣老师认识了段晴教授（1953-2022）。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段晴负笈德国汉堡大学，师从恩默瑞克（E. R. Emmerick）教授学习于阗语，攻读伊朗学博士学位。荣新江则选择于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几十年来，两位教授在中亚西域、伊朗学、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有过诸多合作。他们之间相互欣赏又互相砥砺的精神让人钦羡。二○一三年，由荣新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启动，段晴负责子课题：敦煌发现的有关于阗神祇的于阗语、藏语文献的翻译与研究。我有幸成为项目组成员，承担课题中敦煌和于阗图像源流及相互交往的研究。于是与段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

作为同龄人，段晴教授是幸运的。当绝大多数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时，她已经坐在北大的课堂里接受高等教育了。待一九七七年我们终于有机会经高考入大学时，她已是季羡林先生门下的研究生。这种经历使段晴始终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正直和率真。她有着那个时代人的鲜明特点：无惧和无私。她敢于当面指出别人的问题，而不是一味赞扬，学术上很有风骨。她不能容忍不入流的学术，这在当今的学术界十分难得。她活得洒脱、快乐，从不言愁。遇到事情总会说，“这有啥呀？”然后一通“神操作”就化解了。而她的心底则很柔软，充满了同情心。和她共事的同事和朋友，她的学生们更多体会到的是她的无私。

二○一四年八月，榮老师组织“敦煌与于阗”项目组参加在银川召开的“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会议，会后沿着丝绸之路往敦煌一路考察。这次考察活动，先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行经银川—额济纳—酒泉—嘉峪—敦煌，考察了西夏王陵、黑城遗址、肩水金关、文殊山石窟、阳关、玉门关等遗迹，以及沿途的博物馆，到达敦煌后考察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六十余个与“敦煌与于阗”项目有关的洞窟，并进行了三个下午的“敦煌与于阗”项目研究小型研讨会。考察洞窟时，段老师看见荣老师和我对照着带来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做笔记，就说：“瞧瞧人家，多专业！”于是立刻和其他老师、同学从敦煌书店买来了书。

二○一七年六月，“敦煌与于阗”项目组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罗兰大学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和北大共同组织的“从于阗到敦煌：丝绸之路上的历史与艺术研究”（From Khotan to Dunhuang—Case Studies of History and Art along the Silk Road）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和匈牙利、德国、法国等地的学者济济一堂，共同讨论从于阗到敦煌的历史、语言和图像诸问题。荣老师和段老师承担了组织工作。段老师更是充分发挥语言优势，游刃有余地承担起双方的交流、沟通工作。会议之后，项目组来到德国慕尼黑考察五洲博物馆所藏的汉文于阗文文书。在博物馆，段老师带领着曾经是她的学生的萨尔吉、范晶晶老师释读于阗文及汉文之外其他文字的文书。段老师掌握的语言除德语、英语之外，还有多种丝绸之路周边的古语言，我完全不懂，更没有资格评判。而解读这些死去多年的语言与文字，除去天资，需要花多大的功夫，可以想见。那些在我们看来似天书一般的文字，段晴最终都能破解，令我钦佩不已。后来荣老师总结说：

段晴教授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举凡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佉卢文、于阗文、据史德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她都能解读，中国没有第二人，恐怕多少年也不会有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