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二年九月，我与英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隔空连线，开展了一次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谈话。除了《不完美的一生：T. S. 艾略特传》（The Imperfect Life of T. S. Eliot），戈登还撰写了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艾米莉·狄金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夏洛蒂·勃朗特等著名作家的生平。她着重提到自己反对的一种“巨细无遗”的传记，也强调传记与小说一样，都讲究叙事的分寸与艺术，以及驾驭并组织繁杂生平材料的能力。唯此才是文学类传记的意义：重现一个创造出伟大作品的人格背后真实的生活，以及隐于作品背后，又往往被细碎的生活细节遮蔽的，艺术的能量。同时，传记也必须祛除那些围绕着作家的种种普遍的迷思：这也是传记这种题材内在的“颠覆性”。

与此同时，林德尔·戈登还提到她年届鲐背，以可敬的强度与一贯的细腻、扎实开展的新的研究。二○二○年年初，林德尔·戈登从居住地牛津飞往美国，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艾略特学者一道群集普林斯顿，在封存五十年的艾略特—黑尔书信档案开放的那一刻来到现场，见证世界最重要的封存档案之一，诗人艾略特致爱人艾米莉·黑尔一千一百三十一封书信的解禁（目前这些信件在线上开放，参见网址：tseliot.com/the-eliot-hale-letters）。正如她在年輕时候对自己的许诺，她终于“活到这些书信解禁的那一天”。这些书信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热烈的艾略特，而且呈现了这位诗人的其他侧面，比如他不仅在年轻时就想象老年，更是在盛年就想象自己的死亡与永生。他对身后声名投注的热情和思虑是贯穿这些书信的诸多主题之一。在花了几个月时间爬梳了全部的书信内容后，林德尔·戈登将这些书信与她毕生从事的艾略特研究相互对照，撰写了基于这批书信档案的新作《风信子女孩》（The Hyacinth Girl，2022）。这本书最初的题目正是她酝酿多年的“女性中间的艾略特”（T. S. Eliot Among the Women）。它刻画的并非“风信子女孩”这个孤独的形象，而是曾经给予一位伟大的男性诗人精神的给养，对他施加过影响和爱，支持着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却或被迫或主动选择隐身，只能依赖史家的钩沉从沉默与遗忘中被打捞出来的女性形象：他的祖母、姐妹、母亲，来自英国和美国的爱人与挚友，其中包括他的两任妻子。那渴望得到讲述的，并非成功男性背后的女性那一套叙事，而是她们整全的成长、生活、思想、努力—那一个过去时代的印记，一种不被记录但透过诗人存留至今的生命力，一种叙述她们的方式，以及一部微型的二十世纪女性命运史。林德尔·戈登热情地谈到这部新著。在本篇访谈中，我节选了谈话中关于这批书信与艾略特身边女性人物的内容，也纳入了林德尔·戈登自身对于女性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女性运动史的认识，以期激发更多相关的阅读与研究—这些书信，以及林德尔·戈登的新著，将是我们得以观察中年及晚年艾略特心绪、交游、思想境况的一条宝贵的线索。

——许小凡

许小凡（以下简称“许”）：您可以谈一谈关于艾略特—黑尔书信档案（The Eliot-Hale Letters）的具体细节，以及您呈现在新书《风信子女孩》中的部分发现吗？

林德尔·戈登（以下简称“戈登”）：疫情爆发前，我每天都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那时我并不知道疫情即将来临。幸运的是，我亲眼看到了存于馆内的一千一百三十一封信件，其数量之庞大，超过了与艾略特有书信往来的任何一个人，对应着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漫长岁月。艾略特封存了这些信，并坚持要等到他们之中最后的存活者辞世五十年后才可以解禁，这也成了他附于书信之上的历时最长的禁令。贯穿这些书信始终的是一个故事。它仅在我看到书信本身的瞬间显现。就是这样，一个核心的故事，一段纠缠复杂的恋爱关系，以及它对艾略特的诗歌所施加的强大影响—尤其体现在《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如今这一切都找到了可追溯的文献证据。同样贯穿书信始终的，还有艾略特对自己身后声名的一些打算。这是我此前从未思考过的。这个话题篇幅太长，我暂且无法展开。但是这种打算确实贯穿了书信的始终。在他们最初的四封通信中，艾略特就已做着后世的打算了，这太有意思了。他不断向艾米莉·黑尔（Emily Hale）强调，他想存档的是她的信。对艾略特来说，艾米莉·黑尔的信远比自己的重要。他告诉她：“如何处置我的信是你的自由，即使你决定将它们丢弃我也毫不介意。”可他却想存档她的书信。这本书正是由此引入。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来到一九五六年这段关系走向决裂之时，就会看到他们在书信存档问题上起了争执。起初，艾米莉·黑尔拒绝将她的信存档。她心存疑虑，不知道艾略特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不过，在一九五六年，她终于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决定将书信存档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他们向她确保，普林斯顿会将书信安全地留存给后世。它确实做到了。可在当时，这个消息让艾略特震怒。在撰写《不完美的一生》时，我本以为艾略特烧毁了艾米莉·黑尔的所有来信，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找到了部分幸存下来的书信，所以在这本书中，我着重书写了关于这些书信的事实。在艾米莉·黑尔写给艾略特的所有书信中，大约有二十六封幸存了下来。

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一次争吵。当时，艾米莉·黑尔已将艾略特的来信存档于普林斯顿，这让艾略特陷入了极度恐慌，他总担心会有人去读那些信。艾略特原本的设想是，应该等到他们这一代所有人都不在世的时候，再由后世的我们来阅读这些信。可是，艾米莉·黑尔在写给艾略特的信中措辞不慎（尽管她的本意绝非要惹恼艾略特），这让艾略特大为光火。他将艾米莉·黑尔的四封信撕成了碎片。后来，又有人把这些碎片重新拼贴在一起。是谁？这就是个谜了。

不管怎样，现在要想阅读这几封信是非常困难的：用于拼贴的胶带已经老化，遮盖了胶带下方的文字。因此，信的内容仍是未解之谜。我觉得，艾略特档案馆（The Eliot Archive）应该设法修复这些信件，那样我们才能读到胶带下面的内容。

艾略特致艾米莉·黑尔的书信正是这本新书《风信子女孩》的核心。这些信里有艾略特最黑暗的一些方面，我曾為此深受困扰。信中呈现了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艾略特，他几如燃烧般热烈，一点也不非个人化（impersonal）。在面对艾略特的时候，艾米莉·黑尔总是很勇敢。她不惧怕他，有时还会因为不喜欢他的偏狭而提出质问。我能够推测她在信里说了什么，即使那些信件已经被烧毁，我们也依然能够推测，因为艾略特常在自己的信中引用或重复她提出的问题。她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我不喜欢你的敌意和偏狭。”他回复道：“听我说，我必须向你展现全部的真实的自我。”这是他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他说：“你得允许我这么做。”这并不是一个疑问句，而是他继续向她告解的重要前提。他希望并且需要她倾听自己的告解。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燃烧般热烈的艾略特。艾米莉·黑尔可以确信的一点是，这时艾略特已经彻底而且永恒地同她坠入了爱河。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可以一直追溯到他们的早期青年时代。这些书信告诉我们，艾略特早在一九○五年就已经遇见了艾米莉·黑尔。那时他还是个学生，而她也才刚满十四岁。这是一段非常持久的关系。可以说，他对她产生的情感几乎是一种迷恋，因为她是一个如此理想的存在。

此时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书写完美的德性（perfect virtue）。这是一件难事。我们很难让对完美德性的书写具备说服力。我觉得，事情绝不简单。让艾略特坠入爱河的绝不仅是艾米莉·黑尔的美丽容颜，也绝不仅是她无与伦比的动人嗓音（艾米莉·黑尔曾是一位戏剧演员，也担任过演讲课教师）—“百万里挑一的嗓音”（a voice in a million）是艾略特的原话。诚然，她身上有着无比吸引人的特质。当时他们的确步入了一段恋爱关系，尽管这段关系在真正意义上从未完满。这是一段相当复杂的关系。她纯真圣洁，是美德的化身，他自己却并不纯真。他对她说：“只消一眼，我便能认出这样的灵魂。”

艾米莉·黑尔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但和艾略特不属于同一个教派。她是一个一位论（unitarian）信徒，艾略特成长在一个信仰一位论的家庭，后来又抛弃了一位论。“你相信一位论，我相信三位一体，”改宗后的艾略特对艾米莉·黑尔说，“这意味着你我之间的一场争斗，而我对此抱有必胜的信念。”由此可见他在她面前的强势。他们之间张力与爱并存，交织成为一段复杂的关系。

除此之外，从始至终，艾略特都在爱与孤独之间摇摆不定。在他的诗歌中，玫瑰和玫瑰园成了爱的缩影。那时，他步入烧毁的诺顿（Burnt Norton），进入玫瑰园，与他同行的正是艾米莉·黑尔—发现这个真相的不是我，而是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