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士人经常出门在外，或游历或求仕，他们该如何与自己的家庭保持联络？在背井离乡的常态之下，他们又该如何平衡日常事务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在高度重视孝道的社会中，忠与孝是否催生了关于家庭生活和“人—地”关系的新理念？针对这一系列问题，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聪的《家庭·乡里·朝堂：北宋士人与孝道》一书，从北宋时期孝道言辞与孝行变化的维度出发，进行了细致又翔实的解答。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对孝道的推崇，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竭力成为家之孝子。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以仕宦为荣耀，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尽力成为国之栋梁。既要全力以赴成为孝顺父母的有心儿女，又要孜孜以求成为光耀门庭的有志之士，这无疑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在北宋，士人们努力在践行对父母和家庭的义务与满足问学和求仕的需要之间多方尝试，希冀寻求一种相对的平衡。而这一努力的结果是，北宋朝廷及士人在发扬前代的孝道理念和提倡新的孝道“标准”实践方面，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参与其中。通过深入分析北宋士大夫有关其父母、亲人及自身的书写，张聪既揭示出这一阶段“国家—士人”关系中的重大转变，还考察了十至十二世纪长时段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本书总共分为四章，每一章围绕一个关键的孝道表现进行重点讨论。第一章“新孝道理念的胜出：禄养父母”，讲述作为士人中心诉求的入仕为官与日益重要的孝道话语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二章“守丧与孝道：政策与实践”，考察北宋政府如何决定精英是否被允准为父母服丧，在哪里服丧，以及服丧的时间长度。第三章“何时何地：葬事与孝道”，探讨北宋时造成久不克葬和频繁迁墓的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