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马相伯先生（1840-1939）于晚清相继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的事迹与功绩，学界已有诸多的研究与探讨。尤其马相伯一九○五年于吴淞创办的复旦公学，因其百余年办学不辍，建制、校名传袭有序，如今亦为我国最知名的综合性院校，而得到后人格外的关注。然而，马相伯早先于一九○二年冬创办的震旦学院（Collège l’Aurore），则因语言、文献记载等方面的诸多特殊原因，后人的关注度相对小了不少。
一九○○年庚子国变之后，马相伯陆续捐出家产，倡议仿照法兰西科学院规制，兴办新学。一九○二年，时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的蔡元培，选派二十四名南洋公学学生，去马相伯居所、土山湾孤儿院学习拉丁文、法文等内容。是年冬，南洋公学爆发“墨水瓶事件”，蔡元培便带领退学学生前往马相伯处求学。在蔡元培及门生项骧等人的襄助下，马相伯借徐家汇天文台旧屋，正式创立震旦学院。一九○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震旦学院章程》首次刊发于《翻译世界》月刊第二期，创院宗旨为“广延通儒，培成译才”。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震旦学院正式开学。震旦初期，马相伯的课程设置与耶稣会教学理念不符，最终他于一九○五年初被迫离开震旦，震旦因之短暂停办。不久后，离校的马相伯在严复、袁希涛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率领学子在吴淞开办复旦公学。而耶稣会便于是年九月复学，全面接管震旦，是为“第二震旦时期”。（李天纲《从震旦到复旦：清末的外语教学与民族主义》、任轶《马相伯与耶稣会博弈下的震旦学院[1903-1905]》）
复学后的震旦，在耶稣会、法租界及本土精英们的支持下，逐渐发展成一所综合性院校。存世近半个世纪的震旦大学（学院），曾经是我国第一所文理医多学科齐备的综合性大学，历年人才辈出。比如有着“震旦三文”之称的翁文灏、胡文耀、孙文耀，在近代学界、政界皆颇有影响。在近代医学教育开拓方面，震旦同样走在了沪上高校的前列。晚清以来，西医通过教会医院的设立在国内迅速发展，耶稣会同样有意在震旦开设医学院，以培养西医人才。一九○八年，震旦学院迁至卢家湾（原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校区），正位于耶稣会开办的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边，地理上为医科的开设提供了优势。一九一二年，震旦学院正式开设医学课程；一九一四年，法国政府拨款两万五千法郎协助震旦成立医学院；震旦学院升格为大学后的一九三二年，正式定名震旦大学医学院。
一九五二年院系大调整后，震旦原先各院系划入华东各大高校；医学院则与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德医院，在震旦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原址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二○○五年七月再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办学至今。让人欣慰的是，北洋时期以来的震旦医学教育传统与建制，依然保留在卢家湾震旦旧址的空间之中。
二
震旦作為一所办学卓著的综合性大学，其校内藏书堪为同时期大学藏书前列，国内旧大学之中似无能出其右。院系调整后，震旦旧藏图籍多跟随迁出院系及学科，去到新学校充为馆藏流通。包括文、理、医、工在内的震旦各部图书，最终被调整入超过十所院校及机构之中。其中，震旦与复旦不但在创办时期因缘相近，震旦的院系和图籍在院系调整后的归宿同样与复旦联系密切。据档案记载与后人研究，原震旦理工、医学、法学、文学四大学院中，多个院、系建制调整入复旦；震旦馆藏中超过半数的书籍期刊，同样调入复旦。其中就有包括知名的丁氏（丁福保）文库、李氏（李鸿章）文库等“中国经籍”类图书，即今天熟知的线装书。（栾翔飞《接管·改造·撤并—建国初期上海震旦大学的历史变迁[1949-1952]》）
与此同时，原震旦医学类大部分书籍，则都留在了震旦原址上所建立的上海第二医学院，成为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重要藏书；只是，这部分图书的整体样貌似尚没有得到刊布和研究。而且震旦的医学类书籍，也不是完全没有散出。至少收入过丁氏、李氏文库的部分中西医学线装书，便随人文类图书入藏复旦。笔者近来翻阅复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明清以来医学著作时，发现三十余种近代西医线装书，其中不乏多种钤有“震旦大学”藏印；如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的名著《全体通考》两卷，孔庆高译《西医内科全书》六卷，以及范适所撰《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九卷，等等，这些医书很有可能是作为人文类书籍被调入复旦的，当为震旦医学类图书出调的特殊情况。虽然并非极为稀见的版本，但这些早期西医著作保留了西医入华后的传播、出版概况，以及震旦早期医学教育的点滴情况。
这其中，还有七部明确钤有“震旦大学院医学专科之图章”的古籍装帧西医专著，可证原震旦医学院书籍外调的存在。值此震旦办学一百二十周年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笔者略举这七部西医著作内容大概，以纪念震旦医学院的早期医学教育之功，兼及早期西医入华书籍史、传播史的本事。
《全体新论》由合信著，陈修堂译。这是本近代早期解剖、生理学方面的著作。作者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英国南安普顿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来华传教士。一八三九年，合信抵达澳门，任伦敦布道会医生。一八四八年，再至广州行医，并在广州西关金利埠创立惠爱医馆。一八五一年，作《全体新论》付梓刊行，由陈修堂翻译，商榷定论，删烦撮要，遂系合撰。陈修堂，生平始末不可考，为合信来华期间所识友人、学徒，亦是合信的中文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