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重大事件——商周革命。周国本来是活动在关中平原一带的商朝附庸小邦，国君周文王开始反商。文王去世后，子武王率领诸侯联军在牧野（今河南新乡）大败商朝军队，之后攻入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商纣王自杀。武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建立周朝，封纣王子武庚为商国国君，以武王三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管。武王大约在位四年后去世，因子成王年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

周公旦的摄政，引来“三监”猜忌。武庚趁机联合“三监”反叛，又有东夷部落加入。之后，周公旦率领大军东征，消灭了武庚与“三监”，并将战线拉到东方。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和东方的统治，周公旦又主持修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并推行了分封制，将周族子弟、姻亲功臣等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之后，周公旦又进行了“制礼作乐”，规定了一套礼乐制度，并且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一系列政治思想，周王朝才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何为“翦商”

古人对于商周革命的评价非常高。战国大思想家孟子阅读《尚书·武成》篇，见到其中有武王伐纣“血流漂杵”的记录，意思是战争非常残酷，鲜血把盾牌都漂浮了起来。孟子表示不相信，他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武王是无敌于天下的仁者，以最仁的去讨伐最不仁的，怎么会“血流漂杵”这么惨烈呢？他还认为，纣王是危害仁爱、伤害道义的“独夫”，武王杀的是独夫纣，并非以下犯上、以臣弑君。

可见，至晚在战国时期，就有把商周革命赋予明显道德化色彩的倾向。既然商周革命是“吊民伐罪”，征讨有罪者以抚慰百姓，那么商纣就应该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加暴君。所以，在自战国以来的文献中，对纣王罪状的批判也接连不断。在文人的笔下，纣王就是个奢侈无度、宠幸奸臣、疏远贤臣、滥用酷刑、杀害忠良的十恶不赦之君；而与之相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都是圣王贤者。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也即是以商周革命作为背景，将神魔故事与历史记载融为一炉。

但这样的解释，自古就有人质疑。孔子弟子子贡就认为，纣王并没有这么坏，只不过纣王是失败者，所以一切罪名都归于他的头上。近代学者顾颉刚先生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认真梳理了关于纣王罪状的历史文献，发现有一个明显的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多的规律。在周初《尚书》中，纣王的最大罪名不过是“酗酒”而已，而在据说是《尚书》遗篇的《逸周书》里，也有武王克商后，大行杀戮并且使用人祭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