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大叙事之外的饮馔文学
徐兆正：各位老师、同学，今天我们来讨论葛亮的新书《燕食记》。本次讨论前我列了五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先从提纲入手，希望各位同学紧扣问题去回答，最后会留有一定的自由发言时间。第一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小说，能很明确地感受其中包含“变”与“不变”两个部分。“不变”的地方是中国饮食文化，也就是题目的“燕食”。“燕食”即饮食，从中可引申出“民以食为天”的传统。“变”的部分指向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那么，作者是如何处理这两者关系的？
张楚悦：《燕食记》上阕写师父荣贻生，下阕写徒弟五举。荣师傅的故事在“不变”中透露宁静，有隐入尘烟的意味；而五举的故事以香港的崛起为背景，以“变”为底色：与师父决裂、同舞女露露相识、和师兄谢醒的羁绊、妻子凤行的意外去世、十八行的兴衰……荣师傅与五举在一静一动间构成张力，并在最后的厨王争霸赛上达到顶峰，师徒的情感冲突与菜品的守成创新在此得以和解。我认为，变中有常的故事情节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当下读者的现代性焦虑。
小说中的“饮食”不仅有味觉上的表现，也是作者文化想象的载体。时间上，它以叶凤池为中心写清末，以向锡堃写民国，以司马先生写后民国时期，《燕食记》并不直接描写历史的风起云涌，而是以暗流涌动的方式将其点染于情节进程之间。比如当小说写到抗日，叶凤池等藉由盐与体内的毒素作用将河川毒死，解决了太史第的危机，这便是“不变”的日常对“变”的大时代的建构。空间上，小说深描了香港的历史变迁。葛亮将香港放置在中国现代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写五举融合闽粤、上海、南洋多种口味的饮食，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包容性。
徐兆正：谢谢楚悦。“变”与“不变”其实也是“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雷颐的文章《“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他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一旦对‘历史’作深入研究或换一个角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的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其实，这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我们通常以为“宏大叙事”是不变，是永恒，“私人叙事”则变动不居、落花流水，待到读了《燕食记》，或许才会猛然想到那落花流水反倒是永恒的，亦即《汉书·郦食其传》中所言“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在葛亮笔下，20世纪中国社会的进程，仅只处在叙事的帷幕之后，味蕾的记忆变成了小说叙事的前厅。
袁荣新：在我看来，小说最主要的修辞行为是通过外部的“变”，通过一种多变的时代对于人物命运的影响，来突出附着在手艺人身上的传统精神的“不变”。但传统精神也是多层次的，如饮食文化、技艺传承的严格秩序，以及师徒情分、爱情、亲情等温情脉脉的传统伦理，后者使得叶七（叶凤池）、荣师傅（阿响）等几个人身上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小说最后的师徒对决令人印象深刻，荣师傅和陈五举的会面不是一次简单的相见，也不仅仅是一场纯粹的技艺对决，而是一场带有功利性质、商业性质的比赛。即便如此，比赛的性质依旧没有削弱传统的光辉。尤其是在荣师傅受伤的情况下，师徒二人联手制作出“鸳鸯月饼”的一幕，其中就既有师徒相互理解与惋惜的情感逻辑，又可看出中国传统美食制作内蕴的创新力，两人在这样功利的舞台上，化解功利，化解矛盾，达成师徒伦理与美食制作精神的同一。
徐兆正：说得很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与前一个有着相关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饮馔（或美食）文学大多处在缺席位置；如果一定要指认其线索，往往也是以反面形态出现的，从张爱玲到莫言，从萧红到刘震云，从穆旦到阿城，观照饥饿的文学比比皆是。那么，如何看待葛亮与这种写饥饿多、写饮馔少的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燕食记》之于这一文学传统又有何意义？
沈梦：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从饮撰文化谈起。首先，饮撰文化本身就带有闲情雅致的气息，从汪曾祺和梁实秋写饮食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其语言风格的平淡质朴，描写对象的平凡有趣。相较而言，《燕食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大段关于食物制作的过程，关于食物形色香味的描写，表现的是一种精致和大气并存的气象。这些食物都有很好听的名字，比如“鹤舞沙白”“熔金煮玉”，通过这种仪式化的命名，也可看出人们对“吃”的关注与重视。饮食的品味往往被视作人们的生活态度的体现。对比饥饿文学，萧红的《生死场》、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刘恒的《狗日的粮食》，这些小说则往往伴随着生存难题，通过外部的困顿传达内在人性的挣扎。也就是说，两者是同构的。
不过，《燕食记》同样写到了人的困境（战争、离散、死亡、经济冲击）与人心内里的坚守。小说中慧生有一道美食，名曰“待鹤鸣”，她从遇到情人开始做这道菜，进了太史第也仍在继续。她通过“待鹤鸣”来思故人，这就在小说里形成一个叙事回环，建立起历史与个人的联系。尽管山河动荡、人物流离，但是人们的生活之道依旧在更替中守常，人的情谊也在脉脉流淌而不中断。这也是小说标题“记”的意义所在。“记”可以理解为记录，也可以是一种记忆。荣贻生制作月饼的手艺在一代代地传承，从叶七到他，再从他到五举。他做了一辈子莲蓉月饼，最想念的还是幼时在太史第第一次尝到的味道。时隔多年，凭着这个味道，他一下子就认出“得月楼”叶凤池的手艺。当年叶七教他炒莲蓉时那份“吃饱饭，慢慢炒，心急炒不好”的教诲，也被荣贻生牢牢记在心里，而这种技艺更进一步地内化为一种“熬”的人生态度。
袁荣新：我认为葛亮这种从正面书写饮食的文学立场，是对现代文学书写饥饿那种文学传统的一次补充，同时它也激活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饮馔传统。我们不仅需要批判传统文化的阴面，还应如葛亮那样从“饥饿文学”的背面重新寻找当代国人的精神出路。也就是说，《燕食记》也许隐喻着当代作家正逐渐走出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立场，开始向着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回归。
具体来说，萧红等作家写“饥饿”并不只是在写饥饿，《生死场》中二里半眼中只能看见他的那只羊，这不是由于生理因素令他只能看见那只羊，而是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形下只能首先满足求生存的需求。《生死场》里还有王婆卖马的情节，也是如此。这些作家大多是坚定地站在启蒙立场上，有着人道主义的思想。《燕食记》里没有特别清晰的启蒙立场，也没有出现对传统价值的强力否定。但读过作品就知道，文本中滲透出的是多种情感之流的混合，例如陈五举和荣师傅的师徒之情，陈五举与凤行的夫妻之情，陈五举和露露在乱世的相遇，月傅和慧生互相理解的姐妹之情，这些情感都不是西方拜伦式的“情”——所谓能够通过自己的爱来点燃别人的爱，而是一种红楼梦式的“情”，这种情的特征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它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代表着中国人对于昔日的美好回忆。除此之外，庞惊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燕食记》还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与隐士精神，举凡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徐兆正：谈得很丰富。你将“饥饿文学”归类为启蒙文学，同时又在“寻根”的意义上，认为《燕食记》是一部寻求信仰的作品。你认为葛亮是在为中国人寻找精神的出路，因此小说构成了对书写饥饿的启蒙文学的一种补充。还有哪位同学来说一下？
王澜汐：我来补充一下袁同学的观点。《燕食记》的人物体现出绵延无限的民间“义”之精神。小说封面右下角有“江南岭南风景好，世道味道总关情”之句。情，是理解这本书人物关系的总抓手，道义、情义、侠义在每个人物身上都百转千回，是人物之间紧密联系的关键。书中并没有彻底意义上的恶人，荣慧生受月傅之托抚养贻生，贻生在太史第没落后依然密切关心，戴明义受到贵人的资助成功开店，陈五举孤苦无依幸好有赵阿爷收留照顾，舞女露露为了招揽店铺生意尽心尽力……就连全书中唯一一个坏人——日本人河川守智，在面对荣贻生和七少爷袒露真诚的时候，也会有剧烈的内心挣扎，怨恨自己为什么不是真正的赵守智。与粤港文化息息相关的敬关羽习俗，也在故事中反复提及，例如第4页同钦楼的关老爷，第32页荣贻生小厨房里的关老爷，第165页慧生神台里的关羽，第234页得月楼里的关老爷，第297页段老板神似关老爷等。摆神龛敬神明，是地方民众不变的精神追求。
徐兆正：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你们所说的“退”，从启蒙立场后撤，退回到传统母腹，绝不是一种新鲜思想。你们或者以为这是“以进为退”，或者谈论“现代性的背面”，都是在把原来击溃的东西重新请回来。那么重新请回来之后呢，它们对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到底有何助益？是否仍只是一种无效、虚幻的情感安慰？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无论是饥饿还是饮馔，都归结于吃，而“吃”这件事天然地位列宏大叙事之外。这让我想到刘震云的一句话，他认为：“《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温故一九四二》，更为尖锐地表现了吃饭这种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冲突：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什么是宏大叙事呢？是“宋美齡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血战、丘吉尔感冒”。私人叙事则是因为这些事，“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我故乡”灾民吃人而“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饕餮；灾民煮食婴儿是不得已，此前他们已吃过花生皮、榆树皮和野草，有人为此中毒身亡。等到树皮野草吃净，灾民们就吃木柴。
总而言之，现代或当代以“吃饭”这件事进入私人叙事的文学并不在少数。
